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开盛

在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发起关税战、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巨大冲击以及俄乌冲突、中东战火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重塑的今天，回顾二战胜利成果、探讨如何捍卫当代国际秩序具有特别的意义。

虽然经历了冷战以及多次重大国际变动，现在的国际秩序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二战胜利的成果，是战后国际体制的延续。毋庸讳言，战后体制并不完美，当代秩序仍需改进。但它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证，美国不能因为不合自己心意就试图推倒重来。

回归战后初心，重温当时历史，或许有助于找到应对当前变局之道。

协调合作至关重要

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关键得益于主要大国之间的务实协调。

当时苏美英是三个对战争胜利和战后秩序建立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但这三个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美英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美英之间也有不同，英国是已走下坡路的旧帝国，美国则是正在登上世界巅峰的新霸权。在世界和平受到巨大威胁和推动世界由乱转治的重大时代背景下，这三个国家抛开了意识形态和权力升降方面的考虑，通过合作战胜了法西斯，打造出奠定当时直至当前世界秩序基础的战后国际体系。

联合国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其制度设计也反映了大国协调的重要性。例如，延续至今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否决权制度，可能被一些中小国家诟病，但事实上这一制度避免了大国间兵戎相见，是避免世界大战重新爆发的关键“熔断”机制。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之所以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部分就与没有赋予大国以类似的责任与权力有关。

可惜的是，战后不久美英就重新用意识形态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因此陷入冷战旋涡。其中的转变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以一种形象化的语言宣告了冷战的开始。

此后，西方把美苏权力矛盾渲染为“自由世界对抗极权世界”的斗争，完全抛弃了大国协调，对内建立以北约为代表的军事联盟，对外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联合国在扮演维护和平的角色方面也受到了削弱。1950年，西方国家利用苏联代表不在场的机会，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实质授权西方国家出兵朝鲜，将半岛内部事务变成大国间冲突。此后，各种代理人战争在亚洲、非洲等地不断进行，若不是有核武器相互摧毁的威慑，人类可能已经见证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围绕战后秩序建立的史实表明，主要大国超越意识形态与对抗心态，开展负责任的协调与合作，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愿与各国携手

国际社会从性质上来讲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要建立世界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政府间的全球治理也需要大国协调的支撑，联合国安理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美国霸权的掠夺本质更加明显。在继续推动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同时，建立一种开放、包容的大国协调机制至关重要。如果基于意识形态或其他因素考虑仅拉拢一些大国搞“小圈子”，甚至故意排斥某些大国搞军事同盟，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七国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一度容纳俄罗斯并升级成八国集团，它一度在维护欧洲安全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随着把俄罗斯踢出，七国集团完全成了大国对抗的工具，连同坚持军事对抗的北约一起，最终成为引发俄乌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作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71年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以来，中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精神，坚持用手中的正义一票为和平与发展发声。中国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和第二大出资国，为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作出了切实的贡献。当前，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坚持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理念，以全球安全、发展和文明三大倡议对地缘政治与经济逆流说“不”，为艰难前行的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注入了积极的动能。

但仅仅有中国的作用是不够的，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离不开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参与。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如何基于历史启示与现实条件形成一种新型大国协调精神，世界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