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廊坊日报）

转自：廊坊日报

■范亮

“我把命运砸向我的砖头拿来给女儿铺路……愿孩子们不要再受这样的苦。”阿包对我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她是苗族人，年逾花甲，苗族名字叫“包里给”，她有个汉族名字叫李玉春，但大家都习惯叫她阿包。她几乎没上过学，也几乎不识字，靠用语音输入和手写誊抄，完成了自己沉淀一生的叙述。

我认识阿包是在读研的时候，每次见她都是满面笑容，交谈中没有“七分语言表三分意”地藏着掖着，让人感到心安、踏实。去阿包家做客时，她总是会做上一大桌地道的黔东南菜肴招待我们。吃到尽兴、聊到兴起时，她会唱起那婉转悠扬的苗族歌曲。虽然听不懂，但曲调高扬，没有低沉之感，也听不出哀伤之意，与黔东南的侗歌意境全然不同。

印象中的“阿包”与书中的“阿包”，我很难联想起来。也从未想到阿包居然有如此坎坷的人生经历。书中写道，阿包生在黔东南一个贫困的苗寨，幼年妈妈去世后，一生都在受苦、奔忙——幼时被后妈阻拦，不能读书，十几岁给人做保姆，打工养家。经历人才市场被拐卖，逃返途中被收容……艰辛之下积攒的一点积蓄，因家人重病而被全部花掉，辗转多处，经历过被诈骗、受欺负……

这些经历，如一块沉重的石头投入湖中，激起了我内心中关于生命问题的涟漪。我一直认为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哲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很难出现的，哪怕一秒钟都可遇不可求。可是，当看到阿包用手机语音写作的这部作品后，我发现我错了。从马丁·布伯的哲学视野来看，阿包语音转文字，一字一句地誊抄自己挣扎求存的一生，恰似一场在“它世界”中寻找“你”的艰难跋涉——当整个社会将人异化为可利用的对象时，她依然在苦难的缝隙中守护着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相遇。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开宗明义：“我们无法否认关系的意义。”他划分了人类存在的两种基本关系：“我-它”关系将世界视为可利用的对象，而“我-你”关系则是两个主体间全然的、最本真的相遇与对话。

阿包的世界是被“我-它”关系笼罩的荒原。“我-它”关系中的“它”只是众事物之一，是“我”经验与利用的对象。阿包的一生都在这种物化关系中挣扎：在富人家当保姆时被当作工具使唤；在医院当护工时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甚至被拐卖时，她的身体直接被异化为可交易的商品。这种物化在布伯看来是现代性的痼疾——当“机构与情感分离”，人们“为劳动、管理、组织等目的疲于奔命”，生命被压缩为功能性的“它”。阿包的双手因长期浸泡在水中脱皮变得粗糙，这双手既是生存的武器，也是“它世界”在她身体上刻下的烙印。

“我是一个很苦命的女人。我受的那些苦每每想起来都让我流干眼泪，但是我不怪谁，我只怪我自己的命不好。”阿包用她的包容在荒原中点亮了“我-你”相遇的光芒。在阿包的世界里，这种相遇往往发生在绝境之中：当丈夫病重时，她倾尽积蓄救治；当哥哥身患绝症时，她以辞职相挟争取陪护；甚至在从一个收容所转运到另一个收容所的火车上，她忍着饥饿为陌生人让座。这些时刻，阿包超越了马丁·布伯所批判的“占有式爱”——“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进入了“存在式爱”——“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每一次忘我的给予，都是对物化逻辑的抵抗。

“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这恰是对阿包写作本质的最好注脚。当不识字的她坚持用语音转文字记录生命时，这本身就是一场马丁·布伯式的“对话实践”。阿包的讲述没有文学技巧的装饰，只有如伤口般真实的生命经验。这种粗粝的真诚击穿了现代社会中布伯所批判的“模式化问候”，《阿包》在微观个人意义的阐述中，真诚地表达了文本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

有人说，从《阿包》中读得出《活着》的影子，我想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形成了跨越阶层的生命复调。福贵在失去所有亲人后与老牛相伴，说出“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阿包在经历被拐卖、被收容、被骗后，她说“我要活下来，活着才有一切”。两者都在深渊中展现着布伯所说的“关系世界的韧性”：福贵的“踏实”源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阿包的书写则是对存在意义的主动构建。不同的是，福贵的坚韧体现为对命运重压的沉默承受，而阿包则通过与命运抗争的“写作”完成了从“被言说者”到“言说者”的转变——当她在手机上说出第一个字时，已经在对世界宣告：“我不是‘它’，我是‘你’”。

阿包的故事没有福贵的那种苍凉之意，却是最真实的讲述。它不刻意雕琢苦难的深度，也不渲染命运的宏大悲怆，只如溪流般平缓流淌，映照出万千普通人生活的底色与肌理——既默默承受风雨，也无声地汲取阳光。合上书页，阿包的身影并未化作历史的光影，而是带着生活的气息，如晨光里一粒微尘，轻轻飘落在心上。在某个清晨或黄昏，当你凝视那些为生活奔忙的身影，或许会蓦然想起阿包，想起那与命运抗争的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