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梁启超题识《营造法式》。

《朱启钤藏黔籍目录》抄本内页。

朱启钤像。

■ 嘉宾名片 王军，1969年生于贵州省开阳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长期致力于北京城市史、梁思成学术思想、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历史的峡口》《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天下文明：紫禁城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等，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出版集团奖、中国建筑图书奖、美国建筑师学会香港分会年度表彰、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日前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的“朱启钤先生藏明国老照片捐赠仪式”上，贵州乡贤朱启钤生前珍藏的43张近百年前的黔地照片“回家”。“朱先生是没有到过贵州的贵州人。这批照片，是先生寄托乡愁的藏品。”捐赠促成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说。活动当天，他还应邀做客省博物馆“贵博论坛”，作“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的主题讲座。

王军与朱启钤先生之间有着“隔着时空”的深厚渊源：他是开阳县金中镇人，与朱启钤的老家开阳双流镇相距6公里；他24年新闻记者生涯致力于建筑历史与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代表作《城记》回眸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首都建设的历程，并穿插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朱启钤则是这座城、这群人背后绕不开的人物；2016年，他调入故宫博物院研究院，从事古代营造制度及文化谱系的研究，试图揭示紫禁城的时空格局，进而解读北京城的价值。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只包括紫禁城的后宫部分，紫禁城的前朝部分已于1914年辟为“古物陈列所”（1948年并入故宫博物院），朱启钤为倡立者。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遇见”了先驱朱启钤。

讲座上，王军先生简要回望了“紫禁城”向博物馆转变、北京古都在近代化营建过程中，朱启钤先生所发挥的作用。继而从中国古人测量时空的“观象授时”切入，将朱启钤试图融合经学、匠学以研究营造学乃至整个文化史的高屋建瓴的学术境界，溯源至天文历法时代。

“沟通儒匠”的提出

1930年，“研究中国营造学已二十余年”的朱启钤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其研究方法，在他1930年发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和《社事纪要》中有明确表达。”王军说，二文明确了“沟通儒匠，浚发智巧”的研究方法，以及诸多实施计划。计划包括：一、讲求李书读法、用法，加以演绎；二、纂辑营造辞汇；三、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四、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其轶闻；五、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在朱启钤看来，对中国营造学之系统研究，须“一洗道器之分涂、重士轻工之固习”，“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

所谓“李书”，即北宋将作监李诫于1100年编定的《营造法式》，这是一部中国古代罕见的贯通经学与匠学的建筑巨著。朱启钤于1918年在南京发现此书，即将之石印出版，后又参校诸本，于1925年刊行陶湘仿宋刻本（简称“陶本”）。“‘陶本’出版后，朱启钤赠给梁启超一部，梁启超将该书转寄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梁思成、林徽因，望其珍视传承，‘俾永宝之’。”王军说。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梁思成、刘敦桢加入学社，以华北地区为重点展开大规模古建筑测绘调查，梁思成发现隋代赵县安济桥、唐代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进而释读《营造法式》大木作模数制度，溯源至唐辽建筑实物，指出其与西方古典建筑型范原理一致。王军评价说，此乃东西方建筑史之重大发现，并为朱启钤1925年在陶本《营造法式》序中的宏论——“五洲万国营造之方式，乃由隔阂而沟通，由沟通而混一，气运所趋，不可遏也”，写下了注脚。

王军介绍说，当时营造学社对古代建筑的研究以结构技术为先导，因“先秦西汉传记所载建筑，率重其名称方位、布署规制，鲜涉殿堂之结构”，而《营造法式》广记结构技术，在中国古代匠学著作中独树一帜，若不率先结合建筑实测释读，研求其读法、用法便无从置喙。尽管营造学社的重点在结构技术上，但学社成员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古代经学仍景仰有加。

1943年梁思成写竣《中国建筑史》，在绪论中将朱启钤之“沟通儒匠”发展为“结构技术+环境思想”，指出“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物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作偏激之毁誉。”但梁思成对所著的《中国建筑史》并不满意，认为其仅“明此结构系统之源流而已”，“建筑之见于史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记宫苑寺观亦皆详其平面布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状及结构。均足以证明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

“梁思成这些定义了建筑平面规划的环境思想因素，皆关涉中国古代经学的核心要义。惜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他未能推进对环境思想所涉及的中国古代经学之核心要义的研究。”王军说，时至今日，在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领域，如何“一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浚发智巧”，仍是待解的难题。

对经学与匠学的再认识

1930年朱启钤提出“沟通儒匠”之时，普通教育废除经学已有18年，科举制度废除24年。王军介绍，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干，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于1912年10月颁行《大学令》，取消了经学科，将其分入文科相关门类，且史学未被列为独立学科。

“重新认识经学、匠学，对理解朱启钤先生的‘一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浚发智巧’很有必要。”讲座上，王军从狭义、广义两方面界定了中国古代经学，“狭义而言，指儒家之经典著作，至宋代定为十三经；广义而言，则包含诸子百家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乃中国古代学术不可动摇之根系与主干。”

“中国古代匠学，乃工匠之学。”王军认为，匠学本为经学之一部，十三经《周礼》（亦称《周官》）之《考工记》即记匠人诸作法式，这本书之后，匠学与经学逐渐分离。对此，朱启钤有这样的论断：“窃我国营造之学，肇源远在三代。”

王军进一步将中国古代营造学溯源至新石器时代：一万年前，中国所在地区独立产生了种植农业，与农业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思想体系，不断累积、演进，蔚为大观，深刻定义了营造制度。

他从考古学出发进行了诠释：新石器时代生产力发展有两大重要现象，一是以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为代表，出现大规模农业剩余，其地下发现约120吨稻谷；二是以距今五千年的良渚遗址为代表，建造了大规模都邑和水利设施，其水利系统受益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筑有高坝、低坝、长堤，是人类最早最完备的水利系统之一这表明，文字诞生前，先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测定和管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且时间测定以空间测定为基础，由此形成的时空密合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与思想的基础。文字产生后，这些知识思想被载入文籍，如《周髀算经》的圆方图、方圆图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器物上可见，《淮南子・天文训》的二绳等图式在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陶盆口沿上能见到。这些图案体现的先人时空规划能力，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符。

“测定时间和空间对于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支撑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观象授时体系，不仅独创出二十四节气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而且塑造了时间与空间密合的人文观念，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石。”王军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可概括为“昼测日影，夜观星象”“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据前者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西南北，进而掌握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获取一个回归年的时间长度，观测体系展现的“中”字象形对中国建筑乃至城市、村镇以中轴对称的“中”字型布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对应二十八宿的风水四象，与城市、村镇、建筑浑然一体，构成一幅幅平铺在大地的天文图，见证了中华先人规划时间的卓越能力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此种时空观对建筑制度的影响，突出体现在时间统领空间的设计，由此形成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时空法式，在紫禁城与北京城的时空规划中有着经典体现。

“农业生产关乎社稷与民生，相关知识思想早有记录需求。文字出现前，物件、色彩、数字等原始记事方式应运而生，如新石器时代建筑遗址以比例、开间、色彩表达文化意义。这类方式并未因文字诞生而消失，反而成为更稳定的体系，经匠人传习塑造出富含美学与文化的建筑形态。”王军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原本混为一气的知识与思想析为百家，以至于战国时期的庄子感伤：“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也正是基于此，朱启钤看重对《营造法式》的研究，认为该书可以“一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正如他所言：“自李氏书出，吾人然后知尚有居乎两端之中，为之沟通媒介者在。”

王军表示，《营造法式》卷一、卷二为《总释》，朱启钤称其“凡建筑上之通名，群书所恒用者，荟集而诠释之，以求其正确。附总例，则以说明算术定例，及当时功限格令等”，即以名例为先导，由小学（古代文字学）、经学而入匠学。“小学是经学的基础，《营造法式》以“内四十九篇”贯通小学与经学，进而深入探究工程制度，这是经典的治学路径。由此可见，经学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及营造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他说，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虑，朱启钤于1925年创立营造学会，1930年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以《营造法式》的研究为中心，广募贤良，实地调查中国古代建筑遗存。中国建筑史研究之辉煌篇章，由此翻开。

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

“朱启钤并非《营造法式》最早的发现者。”王军介绍说，早在190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大熊喜邦等人在奉天（今沈阳）已抄录了文溯阁存《四库全书》本《营造法式》。伊东忠太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对《营造法式》作这样的评价：“中国人既不置重建筑，故此类书籍甚少。余所知者，仅宋代编有营造法式，明代著有天工开物及现行之数种书籍而已。此数种书，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憾。”他甚至断言：“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

“如此草率的断语，当属日本学人‘解释困难’而导致的误判与偏见。”王军说，这不但限制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深度，还对一脉相承的日本古代建筑的研究带来消极影响。相比之下，朱启钤1918年“过南京，入图书馆，浏览所及，得睹宋本营造法式一书，于是始知吾国营造名家，尚有李诫其人者，留书以谂世”，“瞥见此书，惊异宝爱。亟以付之影印，传播始渐广”。

王军介绍，至营造学社成立之时，朱启钤对《营造法式》之研究，“几经寒暑，至今所未能疏证者，犹有十之一二。然其大体，已可句读，且触类旁通，可与它书相印证者，往往而有。自得李氏此书，而启钤治营造学之趣味乃愈增，希望乃愈大，发现亦渐多”。彼时，他已能疏证《营造法式》十之八九，大体上已能句读，并触类旁通，与他书相互印证，他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为学社的学术水平提供了支撑；此外，他在研究计划中遵从由小学入经学之路径，将营造辞汇之纂辑作为先行事项，再依匠学与经学之研究体系，设法式、文献二组，延揽梁思成、刘敦桢入社执掌，开启中国建筑史研究筚路蓝缕的征程。

“在朱启钤设定的营造学研究范畴之中，建筑史研究只是一端。”王军说，他整理出版《三几图》（燕几、蝶几、匡几），是为家具之研究；又搜求、整理、出版《髹饰录》，是为漆艺之研究；又校刊《梓人遗制》，是为机械之研究；又编印《存素堂丝绣录》《丝绣笔记》《女红传征略》，是为织绣之研究。朱启钤认为，“夫所以为研求营造学者，岂徒为材木之轮奂，足以炫耀耳目而已哉！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生活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辅以彰者，在在可以觇其时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循此以读群书，将于古代政教风俗、社会信仰、社会组织，左右逢原，豁然贯通，无不如示诸掌。岂惟古代，数千年来之政教风俗、社会信仰、社会组织，亦奚不由此，以得其源流，以明其变迁推移之故”，“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之营造不可”。

王军说，朱启钤先生“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研求实质之营造”的召唤，为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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