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菁 著

　　1936年，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下，华北处于名存实亡之境，在北平的一些大学纷纷作出了逐步撤离的准备。时任燕京大学校务长的司徒雷登经与纽约托事部同仁会商，初步做出燕大不南迁的决定。

　　燕京大学为前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三校组合而成，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司徒雷登为首任校长。1929年春，燕京大学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分设文、理、法三学院，选任吴雷川为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1936年春，纽约燕大托事部（美国“在华教会联合委员会”设在美国的下属机构）通过不南迁决定，同时电告燕大师生。

　　七七事变，日军进占北平。国立院校多已相继南迁，燕京大学坚持在原地开课，司徒雷登在校内、校门口皆悬挂起美国国旗，以校务长身份综理内外事务。他多次接受《燕京新闻》记者对他的专访，通过报纸向社会传递学校正常办学的信息。1937年11月8日，《燕京新闻》刊登燕京大学《校长办公处布告》：“自本校开学以来，学校内平静无事，本校决以全力予以维持。”

　　与此同时，为使大量失学学生不致中断学业，司徒雷登扩大招收新生名额，补录部分学生，并接收其他已南迁学校的学生到燕大借读。根据学校注册的统计数字，除了1937年北平沦陷当年学生人数有所下降，此后逐年上升：1937年9月在校学生人数为499人，1938年底升至945人，1939年秋达978人，1940年9月达1085人，1941年秋达1157人。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军警公然侵占校园，勒令学校解散。

　　燕京大学的师生将北平沦陷时期的办学戏称为“孤岛时期”，“孤岛时期”的燕京大学不仅给沦陷区的学生免受奴化教育提供了一片绿洲，更同情与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学校的不少外籍教师如斯诺、林迈可、班威廉、夏仁德等，利用外国人享有的治外法权的特殊身份，为中国特别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是早期奉南长老会派遣到中国传教的美国牧师，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师。1877年，司徒雷登随回美休假的父母回到家乡弗吉尼亚，而后留在当地读书，大学毕业后一度在其曾经就读的中学潘托普斯学校执教，教拉丁文和希腊语。1899年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成为牧师后，他在美国做了两年布道工作，1904年携妻子来到杭州。经过一年左右的汉语学习之后，他开始在杭城以北的农村从事传教活动。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1919年，应董事会的邀请，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卢沟桥事变后，他留在北平继续主持燕京大学的校务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至日本投降后获释。1946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2日，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司徒雷登返回美国，8月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逝。

　　出生于中国又在中国生活了大半生的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几年因驻华大使的身份而成了“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然他对燕京大学的贡献、燕京大学在战时中国的表现有目共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