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影《南京照相馆》掀起观影热潮，上映11天票房已突破16亿元，观影人次超过4500万。这部江苏出品的影片，故事创意源于真实历史事件——“京字第一号证据”背后的平民壮举：1938年，15岁的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冲洗日军拍摄的日军暴行照片。近日，记者专访罗瑾的女儿罗梦，听她讲述父亲冒死制作这本“屠城血证”背后的故事。

中国人怎么能被欺负成这样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时，罗瑾才14岁，罗梦说，当时，父亲一家躲进“难民区”，侥幸逃过屠杀。次年1月，他在今天南京市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

“1938年元月（1月上旬）的一天，有个日本鬼子少尉军官，拿了两个120樱花牌胶卷，来到华东照相馆，要我们为他冲印照片，当时我们并不在意地收下，要他三天后来取。”罗瑾在自传《历史的诉说》里写道。

当照片在暗房里渐渐显影，罗瑾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画面。“父亲说，那些照片里，刺刀挑起的婴儿、被捆绑的青壮年跪成一排、日军站在尸体堆前狞笑，还有……”罗梦停顿了一下，“还有一些不堪入目的暴行。”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那一刻他感到既恐惧又愤怒。”罗梦说，面对这些血淋淋的罪证，父亲做出了一个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决定——他悄悄多冲洗了30多张照片，并从中精选16张照片，制作成一本特殊的相册，“还有些侮辱女性的照片，父亲觉得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就销毁了。”

为了表达内心的愤慨与耻辱，罗瑾在相册封面上绘制了图案：两颗鲜红的心脏被一把利刃刺穿，滴出鲜血，右上角写下一个大大的“耻”字。罗梦说，“为了纪念这些死难的南京父老兄弟姐妹，父亲将画面上的心、刀、耻都勾上了黑边，‘耻’字是颤抖形的黑边，以表达沉痛的哀悼。”

“父亲说，日军来取照片那天，用刺刀划破了罗瑾的棉袄，吼叫着警告他不要私藏照片。”当时南京城内风声鹤唳，私藏反日物品是要掉脑袋的，不仅自己会被处决，全家都可能遭殃，但罗瑾依然选择冒险。

多年后，罗梦仍记得父亲讲述这段往事时颤抖的声音，“父亲生前常说‘中国人怎么能被欺负成这样’，这句话，他念叨了一辈子。”罗梦说，在父亲看来，那些照片，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就算拼上性命，也要让后人知道真相。在《历史的诉说》中，罗瑾如是写道：“我深切知道，照片是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一定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这几张鲜血淋淋的照片想办法保存下来。”

罗瑾藏相册处遗址，距毗卢寺万福楼东厢房12米处

后来，为了生计，罗瑾考进了位于毗卢寺内的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他把照片藏在床底下，藏在屋梁上。1941年初，毗卢寺内突然搜查手榴弹，不得不将相册藏进毗卢寺厕所的墙洞里，用冻僵的手指糊上泥巴……“那几天父亲像丢了魂似的，每天都要去查看。”罗梦回忆道，几天后，发现相册突然不翼而飞，“父亲说，当时通讯队里只有他有照相馆的经历，一旦事发，全家性命难保。他带着妻子和孩子连夜逃到了上海。”

有些错误永远不能被原谅

迫于生计与生命安全的重压，罗瑾自离开南京后，便将往事深埋心底，辗转流徙，无论身处何地从未对人提起。

20世纪80年代，儿子罗祖英在福建大田县石凤水泥集团公司任职，罗瑾便随其定居于此，他在白岩公园附近盘下了一家小店，挂起了“上海照相馆”的招牌。

1990年夏天，罗瑾旧友的儿子来大田探望老人，闲聊中提及《文汇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讲述一位年轻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死保存日军暴行照片的壮举，这让罗瑾回想起尘封50多年的往事。

在女儿罗梦的记忆里，父亲是街坊邻里公认的老好人：待人接物温和谦逊，骨子里透着善良正直。然而，这份表面的平和下，潜藏着无法磨灭的伤痛。女儿罗梦发现，每当话题无意中触及日本，父亲温和的面容便会瞬间凝固，“有时候仅仅是电视里出现日本人的画面，他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微微颤抖。”

大田一中退休教师范立洋是罗瑾的熟客，学校大大小小的活动照片都放心交给“罗师傅”冲洗。1994年一个平常的日子，范立洋拿着一些甲午中日战争相关的历史照片去冲洗。取照片时，却见罗瑾一反常态地眉头紧锁，将洗好的照片漫不经心地甩在柜台上，嘴里还反复念叨着什么。

“罗老，您今天这态度可有点吓人啊。”范立洋半开玩笑地说。没想到罗瑾突然激动起来：“日本人太坏了！”在得知罗瑾亲身经历的往事后，震惊之余的范立洋当即提议：“罗老，您该把这些讲给孩子们听！”在他的牵线下，大田职专、大田一中、大田五中、石牌中学、柯坑中学等中小学，纷纷邀请罗瑾为师生作报告。

罗梦说，父亲把这件事看得极重。只要学校发出邀请，无论远近，他从不推辞。讲座结束后，总有孩子围着他好奇地追问细节，父亲就一遍遍讲着，从未有过一丝不耐烦。每每被人问及为何要冒死保存那本相册时，罗瑾浑浊的双眼会突然变得异常明亮：“总有一天，日本人的罪行会得到清算！”有些学校于心不忍，私下提出付些辛苦费，父亲总是摆摆手推辞说：“这哪能要钱？让孩子们记住历史，比什么都重要！” 他唯一接受的“酬劳”，是部分学校将毕业照的拍摄交给了他。

1993年，罗瑾首次重返南京。此后，他多次应邀赴宁，协助确认当年密藏大屠杀照片的遗址。罗梦记得，有一次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兵，步履蹒跚地走到父亲面前，深深地鞠躬表达迟来的忏悔，并固执地掏出一个“红包”要塞给父亲。罗瑾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斩钉截铁地推开了。离开纪念馆后，父亲沉默良久，对她说：“有些错误，是永远无法被原谅的。”

在范立洋的鼓励下，晚年的罗瑾开始撰写回忆录。他将一生的颠沛流离，一笔一画地写下来，最终汇集成77篇血泪交织的文章，从《我的童年》的懵懂，到《抗战胜利》的曙光，汇集成自传《历史的诉说》。罗梦告诉记者，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回忆录的写作持续了多年。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躺在上海医院的病床上，身体已极度虚弱，他仍坚持执笔，仿佛要将那段沉重的历史，连同他最后的力气，一同刻进时光里。

南京永远是父亲的根

2005年2月5日，82岁的罗瑾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安详辞世，走完了他承载着家国血泪的一生。遵照其夙愿，他的骨灰不久便被郑重护送至南京，在普觉寺公墓与妻子张凤合葬。

女儿罗梦动情地回忆，父亲一生颠沛，虽大部分时光漂泊在外，但心底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从未改变。

在街坊邻里的记忆中，罗瑾是位典型的“上海老先生”：熨烫妥帖的旧式西服，一顶呢帽，手中常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拐杖，待人接物温和有礼，但一开口，那浓得化不开的南京乡音，便瞬间将他的根脉暴露无遗。

早在20世纪80年代，父亲就已在南京购置了墓地，心心念念的便是“叶落归根”。20世纪80至90年代，交通远不如今便利，从福建大田到南京，舟车劳顿往往需要数日。然而，父亲归乡的渴望深沉而坚定，在晚年，他不顾年迈体衰，旅途疲惫，多次执拗地踏上了回宁的路途。

作为罗瑾最小的女儿，罗梦的童年记忆中，早已烙下了父亲口中那个魂牵梦萦的南京：巍峨的明城墙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夫子庙的喧嚣市声仿佛就在耳畔，中山陵的苍松翠柏透着庄严肃穆……父亲描绘这些景象时，眼中闪着光，语气里满是自豪。这份对故土和影像的热爱深深影响了罗梦，她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摄影手艺，更传承了他为人的风骨。

罗梦告诉记者，父亲生前常常教诲她：“无私奉献，方能体现生命的价值；活着，就是一段实现人生价值的旅程。”这句话，后来成了罗梦朋友圈的签名，如同父亲的目光，始终温暖地注视着她前行的路。

《南京照相馆》上映后，罗梦第一时间去看了电影，从影片中，她彷佛目睹了父亲年轻时在腥风血雨中的亲身经历，理解与敬仰瞬间汹涌澎湃。“我仿佛真正读懂了父亲，”罗梦声音哽咽，“我们今天的每一寸安宁，每一份幸福，都是像父亲那样的前辈，用血泪和生命换来的。”

在众多孙辈中，罗瑾尤其疼爱罗梦的儿子。他陪伴着小外孙，从咿呀学语到走进学堂，贯穿那段温馨时光的，是罗瑾用南京口音一遍遍哼唱的童谣：“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大马，带把刀，问你要橘子要香蕉？”

如今，罗梦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在北京，她抱着15个月大的小孙女，轻轻学唱着那首歌谣。童谣依旧，只是歌声里，多了沉甸甸的嘱托。罗梦时常对着小孙女温柔低语：“宝贝，这是你太爷爷最爱的歌谣。太爷爷啊，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守护过一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那是在八十多年前，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