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廊坊日报）

转自：廊坊日报

有了网络，甚是方便。我会经常不自觉地买一些纸笔、看或不看的书籍，即便是不用，堆放在书房的角落。以前，每过几天，母亲就会帮我整理一番，连纸屑都会整齐地摆放好，生怕我有用处。那时总嗔怪母亲，太过勤劳，养成了我粗枝大叶的性子。

几片枯干的银杏叶从一本厚厚的书里掉落，它应该存放几年了。那会儿，我从外面捡拾回来这些金黄的叶子，形状如同她手里的蒲扇，母亲欢喜得不得了。我们就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洗净，晾干，挑选精致的夹在厚厚的书籍里。几年下来，叶的脉络依然清晰，只是颜色没了那份青春的模样。

朋友让我学会断舍离，该扔掉的就扔掉。免得看了伤感，也把屋子堆得满腾，不显洁净。

和母亲一起写过的一些书信，是断不能扔掉的。跟着母亲从老家出来几十年了，她的一些本家亲戚，已联络不上。记得有一年，我满十八岁，自己想回一次老家，母亲生病初愈不放心，追着去了火车站，结果我们一起回的。我们去四川县城的高中问询过，没有找到大舅，可能是大舅去了别处教学。

母亲老了，她是家里老幺，自然认得的娘家人也越来越少，她说就写写书信吧，中元节时和纸钱银票一起“带”过去。

这样，写书信，便也成了我的习惯。可很多书信再也没有寄出过。

那些信就堆在抽屉里，信封上的字迹有的已经淡了，有的被潮气洇得发皱。最上面那封收信人写着“大舅亲启”，邮票还崭新地贴在右上角，是那年在四川县城邮局买的，印着山间的杜鹃，红得像母亲当时鬓角的胭脂。

那天从学校出来，母亲攥着这封信在路边站了很久。秋风卷着落叶扫过她的布鞋，她叹口气：“你大舅最爱杜鹃花，以前在院子里种了满满一墙。”我没见过大舅，只从母亲零碎的话里拼凑出个影子——戴眼镜，说话轻声，教学生时总把粉笔头捏得很牢。这封信里，母亲写了“外婆临终前念叨的三儿啥时候回”，写了“老屋翻新时在梁上发现大舅少年时刻的名字”，写了“我挺好，就是常想起你带的野山楂”。

后来母亲的手开始抖，握不住笔，就由我代笔。她坐在藤椅上，阳光透过纱窗落在她银白的发间，一句一句地说：“告诉你二姑，今年的桂花糖做得少，留了罐给她”“跟你表叔说，他家小子考大学的事，我记着呢”……那些名字大多我已陌生，母亲却记得清楚，连谁爱吃甜粽子，谁总把纽扣扣错都没忘。我写得慢，她就盯着信纸边角那片银杏叶看，那是我们一起压的，她说：“叶子干了也能记事儿。”

抽屉深处藏着封给母亲的信，是她走后的第一个冬天写的。我说“今天下了雪，像您以前腌咸菜时撒的盐”，说“楼下的馄饨摊还在，我加了您说的胡椒粉”，说“整理您的衣柜时，在棉袄口袋里摸到片干花，是那年您说要寄给二姑的”。写到这里笔尖顿住了，忽然想起母亲总说“信要写得实在，别让人挂心”，可眼泪落在纸上，洇湿了好大一块。

朋友又来劝我清一清，说“数字时代了，留这些没用”。我没应声，只是把那片枯银杏叶夹回书页里。它的脉络依旧分明，像母亲当年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教我写“平安”二字时，留在纸上的温度。

窗外的快递车呼啸而过，屏幕上的消息提示不停闪烁。我知道，有些话得落在纸上，哪怕没有地址，没有收信人。就像母亲说的，字扎在纸上，就像根扎在土里，总有地方能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