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商业银行杂志）

文_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分行  孟宝

　　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战略驱动下，长期资本需求激增。五大行AIC基金主业历经从债转股到股权投资的转型，2024年实现扩围，成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剖析银行AIC基金依托国有资本实现投资优势，探讨其功能定位与市场化转型的矛盾，揭示转型障碍并提出针对性突破路径，为国有资本运作赋能科技创新与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政策驱动与实践探索背景下的研究必要性

　　全球经济格局深度变革，科技创新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驱动力。我国高度重视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推动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这些产业技术密集、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传统融资渠道因风险偏好差异、资金期限错配等问题，难以满足其长期稳定的资本需求，“耐心资本”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为缓解实体经济杠杆压力，推进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我国于2017年启动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试点，五大国有银行分别设立工银投资、农银投资等五家AIC机构，初期以市场化债转股为主。伴随经济结构调整，AIC业务不断拓展转型。2020年上海率先试点非债转股股权投资；2024年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天津等18个城市，并放宽投资比例限制；2025年试点进一步覆盖至更多省份，为银行资金支持科技创新提供政策保障。

　　国有资本运作模式创新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银行AIC基金作为国有资本参与股权投资的新载体，如何协调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对优化资本配置、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能、完善相关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银行AIC基金的制度优势

　　1.政策支持与合规保障

　　2024年AIC试点城市扩容与投资比例的放宽，显著释放了市场活力。如将AIC表内资金进行股权投资的金额占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由4%提升至10%，投资单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金额占该基金发行规模的比例从20%提高到30%，为AIC基金释放了更多的投资空间与资金活力，增强了其在股权投资市场的竞争力与灵活性。近期在政策支持下，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发布公告，拟出资设立AIC，银行系AIC阵营将会增至8家。

　　在严格监管框架下，银行AIC基金构建了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项目筛选设行业准入与财务双重门槛，优先支持战略导向型企业；投后管理建立动态跟踪与风险预警机制，保障基金资产安全。

　　2.国有资本属性赋能

　　资金规模。五大行AIC总注册资本超千亿元，凭借强大的资金募集能力，吸引社保、年金等社会资本。以深圳为例，截至2025年4月底，已签署11只AIC股权投资基金合作意向协议，意向落地基金规模达570亿元，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

　　资源协同。银行庞大的分支行网络与海量客户数据，为AIC基金提供项目储备与信息支持。以建信投资为例，借助建设银行网络，已覆盖百余个科创项目，在尽职调查与投后服务中发挥数据优势。

　　3.运作模式创新

　　双GP模式。银行AIC基金积极探索双GP模式，如工银投资与山东国惠合作，实现国有资本专业优势与地方资源优势互补，提升基金运作效率与投资收益。

　　投贷联动。依托母行信贷资源，银行AIC基金创新投贷联动模式，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初创期权投资助力研发，成长期信贷支持规模化发展。

功能定位：服务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

　　1.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硬科技领域投资。银行AIC基金聚焦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以武汉为例，当地AIC基金重点关注集成电路、光电子等产业，使企业突破核心技术，提升我国在全球硬科技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产业链协同布局。通过专项基金投资半导体、军工等关键产业链，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全链条投资布局，推动上下游协同，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

　　2.区域经济赋能

　　产业引导作用。银行AIC基金与地方合作培育优势特色产业。济南试点AIC基金聚焦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领域，吸引企业集聚，优化地方产业结构。

　　税基拓展。在地方财政转型背景下，银行AIC基金助力地方从“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变。通过投资优质企业，推动企业发展壮大、上市融资，增加地方税收收入，优化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假如某AIC基金投资的企业成功上市，企业市值增长，员工收入提高，带动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显著增加，将实现金融资本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3.金融体系改革试验田

　　耐心资本实践。部分银行AIC基金创新性地设计了20年超长存续期，契合科创企业长周期特征，助力生物医药企业实现商业化盈利，充分彰显耐心资本对科技创新的关键支撑作用。

　　国资市场化转型。以工银投资为代表的五大行AIC，积极探索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市场化盈利模式。通过专业化投资运作，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提高国有资本回报率。在投资决策中，引入市场化考核机制，以投资收益、企业成长等指标衡量投资成效，推动国有资本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业流动，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与市场化转型。

市场化转型挑战

　　1.制度性约束

　　风险权重过高。当前，银行表内资金开展股权投资占比限制在总资产的10%，这一限制导致银行资金参与股权投资的规模受限，难以充分发挥银行资金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同时，较高的风险权重使银行在开展股权投资时面临较大资本占用压力，降低了银行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银行AIC基金资金募集与投资能力提升。

　　考核机制错配。AIC作为银行子公司，短期考核难以反映股权投资真实价值与长期收益，导致投资团队为追求短期业绩，倾向于投资风险较低、回报周期短的项目，与银行AIC基金支持科技创新相悖，背离“投早投小”定位。

　　2.能力短板

　　专业化不足。银行AIC基金投研团队在科技行业研究方面经验欠缺，对新兴技术发展趋势、行业竞争格局把握不够精准，在项目筛选、估值定价、投后管理等环节过度依赖外部顾问。这不仅增加了投资成本，还降低了投资决策自主性与效率，银行AIC基金难以在激烈的股权投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影响基金投资业绩与市场声誉。

　　退出渠道单一。目前，银行AIC基金退出主要依赖企业IPO，占比过高。受资本市场波动、企业上市门槛等因素影响，IPO退出存在不确定性与周期长的问题。并购、S基金（指专门从投资者手中收购另类资产基金份额、投资组合或出资承诺的基金产品）等退出渠道尚不成熟，未能充分发挥其在优化资产结构、加速资本周转方面的作用，制约了基金资金循环与再投资能力，增加了投资风险。

　　3.生态协同障碍

　　委托代理问题。在银行AIC基金运作中，地方政府、银行、GP（General Partner，通常指的是普通合伙人）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地方政府追求产业发展、税收增长、招商引资等政绩目标，银行关注资金安全与收益，GP侧重于投资业绩与管理费收入，各方目标不一致导致在投资决策、投后管理等环节难以形成合力，增加了基金运作成本与风险，影响基金整体效益。

　　人才流失。由于缺乏市场化薪酬体系，银行AIC基金难以吸引与留住顶尖投资人才。相较于私募机构灵活的薪酬激励机制，银行AIC基金薪酬水平缺乏竞争力，导致优秀投资人才流向薪酬待遇更高的私募机构，造成人才断层，影响基金投资团队稳定性与专业性，阻碍基金市场化转型进程。

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

　　1.放松制度约束

　　放宽风险权重限制。进一步放宽银行表内资金股权投资风险权重限制，允许银行提高股权投资比例，释放更多银行资金参与股权投资市场。例如，可将银行表内资金股权投资占总资产比例逐步提升至15%-20%，增强银行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扩大银行AIC基金资金募集规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更充足的资本供给。

　　建立差异化考核机制。将考核周期延长至5—10年，纳入技术突破、企业成长、产业带动等非财务指标，综合衡量投资业绩。例如，对成功推动被投企业实现关键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投资项目，给予额外考核加分，引导投资团队关注长期价值创造，鼓励投资早期、高潜力科创项目，促进银行AIC基金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

　　2.提升市场化能力

　　完善人才机制。引入“市场化团队+国资背景”复合型管理层，优化投资团队结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将员工薪酬与投资业绩挂钩，提高员工积极性与归属感。

　　构建产业生态。加强与头部VC/PE合作，共建项目库，共享投后管理资源。通过合作交流，学习借鉴成熟投资机构经验，提升自身投资管理水平。

　　3.完善退出机制

　　拓宽退出渠道。鼓励银行AIC基金运用并购、参与S基金交易等多样化退出方式。设立并购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并购重组，为AIC基金提供更多退出选择；完善S基金交易规则与市场环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加速AIC基金资产流转。探索“基金+园区”联动退出模式，与产业园区合作，推动被投企业在园区内实现并购、股权转让等退出，促进产业集聚与资本循环。

　　政策协同。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沪深交易所转板衔接，畅通企业上市渠道。简化转板流程，降低转板门槛，提高企业上市确定性与效率。例如，对于在区域性股权市场表现优异、符合一定条件的银行AIC基金投资企业，给予优先转板资格，缩短企业上市周期，降低银行AIC基金退出风险，增强其投资活力与市场信心。

结论与展望

　　银行AIC基金作为银行系资本服务科技创新的新生载体，凭借政策支持、国有资本属性及运作模式创新等制度优势，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区域经济、推动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市场化转型进程中，面临制度性约束、能力短板、生态协同障碍等挑战，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本文提出制度松绑与创新、市场化能力提升、退出机制完善等优化路径，能够有效平衡银行AIC基金政策性与市场化目标，突破转型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

     尽管银行AIC基金成为当前热点话题，但在国有资本主导的背景下，仍面临诸多实践难题，比如银行AIC基金如何充分依托国有资本的独特优势，构建区别于传统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竞争力，实现政策资源与市场运作的高效融合，以及如何协调银行AIC基金服务国家战略与市场化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等，银行AIC基金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未来研究方向可聚焦于对比分析地方国资基金与银行AIC基金在投资策略、运作模式、绩效表现等方面的差异化路径，为不同类型国有资本参与股权投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也可以进一步探索银行AIC基金在跨境投资、国际产业合作等领域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助力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中不断提升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