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姚曼

80多年前，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为避免日寇劫掠、战火毁损，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自1933年2月起南迁存于上海、南京，1937年11月后又疏散西迁分3路到西南。国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作为西南大后方的贵州，迎来了西迁南路的故宫文物。在无数国人的努力和守护下，故宫文物在此安然栖居。故宫文物是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与见证，在炮火硝烟中，保全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故宫文物南迁过程虽历经艰难曲折，但在故宫博物院与地方政府、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守护了国宝的安全，文物基本完整保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曾说，“故宫文物南迁史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历史，也是国家、民族的一段历史”。

80箱文物“珍品中的珍品”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平津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择选重要文物南迁。故宫人带着国宝历尽艰难，展开了行程数万里的迁徙之路。在社会各界与各地民众的守护下，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物大迁徙，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贵州是故宫迁徙文物的重要存放地之一，从贵阳的毛光翔公馆到安顺的华严洞，都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1933年2月到5月，故宫博物院13000余箱文物分5批南迁上海，包括文献档案、古籍、陶瓷、青铜器、书画等。4年后南京新修的库房建成，存于上海的所有文物全部运抵南京，藏于金陵名胜朝天宫旁的新库房内。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徐婉玲在接受采访时谈道。1937年，受上海八一三事变的影响，已暂存南京的文物又紧急分南路、中路、北路水陆并进，向西转移到更安全的西南大后方。这也是故宫文物的第二次大迁徙，西迁的路线有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线路。北路是南京-徐州-郑州-宝鸡-南郑-成都-峨眉，中路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南路是南京-汉口-长沙-桂林-贵阳-安顺-巴县。

南路的文物最早西迁，带走非常重要的80箱文物，这些文物大部分参加过1935年—1936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从上海库房里挑选出来的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宝，都是精品。1935年6月，英国派军舰萨福克号到上海装载中国参展文物，参加11月在伦敦开幕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伦敦艺展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征选文物出国展览，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1936年5月，赴英参展的中国文物安全抵达南京。徐婉玲介绍，西迁南路文物撤离时，除了原有的赴英国展出文物，增加一些青铜重器、书画名作包括限制出境的西周青铜器散氏盘、嘉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

西迁南路文物由故宫博物院的庄严负责押运。南路文物中不乏书画精品，有范宽的《群峰霁雪》、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宋徽宗的《腊梅山禽图》等名画，有宋高宗《赐岳飞手敕》，还包括颜真卿、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马远、石涛、唐寅、沈周、文徵明等书画名家之作，可谓“珍品中的珍品”。

1937年8月14日，80箱文物精品，由轮船运离南京，溯长江而上，16日抵汉口，后转运火车至长沙，21日存入湖南大学图书馆。

1938年春，由于战事发展，汉口、长沙也面临随时被轰炸的危险。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商议决定，存放湖南大学的故宫文物紧急转运贵阳。

国宝藏贵州

徐婉玲说，翻开前辈们的记录会发现，在文物西迁途中，一介书生要跟各种人打交道，要协调各方人力物力来做好运输工作。先生们从文博机构的普通职员，逐步转变成为具备各种应对能力的运输队员。

当时车辆是属地分管，各省管各省的车。除了抢时间，还要抢交通工具。从长沙运到贵阳时，因当时湘西一带时有土匪出没，为了文物安全需绕道桂林，这就需要协调3省衔接运输。1938年1月起，故宫西迁文物南路分两批迁入贵阳。湖南公路局派出汽车将文物运至广西边境，再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转道桂林、柳州，至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经黔桂公路运抵贵阳。

安顺文史学者杜应国介绍：“故宫文物运抵贵阳时，正值戊寅年大年初一，后藏于六广门的毛光翔公馆。”

不久，贵阳开始遭到日机的袭扰。同时由于贵阳气候潮湿，不宜存放文物，为保证国宝安全，故宫博物院又在贵州境内寻觅山洞储藏文物。1939年1月，80箱文物转运至相对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存放。故宫博物院在安顺文庙成立了安顺办事处，由庄严出任办事处主任，成员有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傅振伦等人。

华严洞地处安顺南郊5公里，洞口高敞、古木森森，很是隐蔽。洞内有一个高约40米、面积约数千平方米的大型洞厅。可避空袭、防盗匪、阻潮湿等危害，是贮藏文物的理想之地。

经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批准，在华严洞洞口处修建临时库房存放文物。庄严在《安顺华严洞读书山图》跋文中提到，“古物在洞，建木屋以防潮润，其形式稍仿正仓院”。

正仓院，是位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内的古老仓库，建于公元8世纪中期的奈良时代。正仓院的珍贵文物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依旧保存完好，原因之一是库房坐落于高处，其地板与地面之间存在显著的高度差。这样的设计不仅有效防止湿气的侵蚀，还避免了虫害的困扰，极大地减少了四季气候和天气转变对藏品的影响。

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庄严曾留学日本学习考古学，他对日本的文物保管很有研究。徐婉玲说：“庄严先生在日本调研了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学习他们的管理方法，正仓院类似南方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最大的好处是防潮，库房仿正仓院建造是出于科学保管的考虑。”

杜应国介绍，对于跟随国宝迁到安顺的庄严及其办事处同事来说，肩负特殊使命，却没有画地为牢，而是与地方人士多有接触和交往，也参加一些地方性的文化活动。闲暇之时他们到附近的村寨和山洞探幽寻胜，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春节期间，还到北门外“花山”看苗族跳花，又到距华严洞不远的五官屯观看屯堡地戏。

全民抗战的胜利成果

故宫国宝迁徙到贵州期间，曾赴苏联参展一次，影响空前，起到了在战时促进两国团结的作用。为鼓舞抗战士气，故宫博物院还先后在重庆、贵阳等地举办过展览，让处于艰苦抗战中的广大民众欣赏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故宫博物院在贵阳的书画展是当时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陈恒安促成的，陈恒安是著名的书法家、文物鉴赏家。徐婉玲介绍，由于是战时办展，故宫国宝在重庆和贵阳展览期间，两地都制定了应急的预案。贵阳的预案包括选定附近的狮子山及麒麟洞两处为防空地点。展览期间，有车随时留驻科学路广场，以备临时使用。又与防空司令部接洽，如有情况，第一时间电话通知，马上收好展品，派人随车运至防空处所，确保展品安全。

1944年4月，故宫博物院书画展分两期在贵阳科学路省立艺术馆举行，展出约200件藏品。《贵州日报》刊载了故宫书画展览珍品要目，主要包含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书法、名画精品。如晋代王羲之三帖，以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书法，李唐的《雪江图》、巨然的《秋山问道图》、郭熙《早春图》、李嵩的《听阮图》、马远的《雪景图》等绘画，均为国宝级珍品。

展览引起轰动，成为贵阳当时的一大文化盛事，不少外县人士闻讯专程赴省城参观。当时《贵州日报》刊载的一篇观后感《走马看奇花——观故宫书画展记》，幽默感十足。作者叫遵义的朋友来看展，“你们要不来，你们就白活了”“一进门，我同晋朝王羲之见面，我就吓了一跳，我心里真想请教他，这一手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这一系列展览活动，如马衡院长所说：“结果不独在阐扬学术与国际声誉方面，已有相当收获，即于启发民智、增进一般民族意识，亦已有影响，成效颇彰。”

1944年秋，黔南事变发生，日军攻入贵州独山，安全遭到威胁的故宫文物再次踏上征途，紧急转移至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飞仙岩储藏。12月5日，15辆军用卡车装载文物箱件和押运人员离开安顺，沿着川黔公路前行，并于12月18日抵达飞仙岩矿区临时仓库。全程参与了文物南迁的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里道：“独山失守，寇氛炽迫；文物再迁，刻不容缓。又经本院在渝市郊外五十公里许，选定资源委员会四川油矿探勘处所属废置未用之飞仙岩矿场，为短期储藏文物之用。”

这批国宝在安顺安稳平顺地待了5年10个月。杜应国说，由于当时战火不止，典守人员生活艰苦。尽管生活窘迫，他们内心却无比从容。庄严曾写诗回忆：“云影山光入座来，华严小住亦悠哉。虽是广文官自冷，尚思为国到轮台。”1938年在贵阳出生的庄严之子、台湾著名摄影家庄灵，跟随父亲护运故宫国宝在贵州居住6年，曾应邀参加“多彩贵州·第八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他携作品《梦回安顺·对贵州儿时记忆的重新摄影探访》参展。作品分“故宫国宝曾经暂存于贵阳（1938-1939）和安顺（1939-1944）”及“作者眼里的美丽贵州”两部分。他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说，安顺和华严洞是他童年最早的记忆，“每逢假日，父亲常会带着哥哥和我到华严洞去玩。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故宫同仁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取出来，在广场上摊开晒晾，我总和兄弟一起好奇地在一旁观看。”

对于在安顺的生活，庄灵回忆说，当时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稗子的“八宝饭”，下饭主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是补丁，晚上全家人其乐融融，在灯芯草作引线、菜油作燃料的灯碗下看书和做功课。

杜应国感叹，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故宫文物典守人员一丝不苟。防火、防潮、防鼠、防白蚁，对怕潮湿的文物终年检查，周而复始，从未间断。徐婉玲说：“故宫文物南迁，保护了中华文明的无上珍品，老一辈故宫人和给予南迁积极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现出让人感佩的文化担当和家国情怀。”

后来，文物经清点无一损毁，一路颠沛流离的国宝宛若原初，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奋斗历程，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在《抗战时期的故宫文物南迁》一文中谈道：“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故宫文物在祖国西南10年辗转移存，基本完好无损，这是社会各界勠力同心护宝的结果，是全民抗战的胜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