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后勤）

红军“锱铢必较的节省运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1930年底，国民党军以赣南闽西苏区即后来的中央苏区为重点，接连实施大规模“围剿”作战。到次年9月，这种“围剿”作战实施了3次，投入兵力分别为10万、20万、30万人，这给只有4万人的中央红军带来新的考验：参战人员多，对给养、物资补给的需求量大，保障任务繁重，而根据地资源有限，保障难度加大；战役间隙小，上一次反“围剿”结束就是下一次的开始，准备时间短。为适应新的情况，红军从后勤系统开始，掀起了由后勤到全军，再到整个苏区的“节省运动”。

为了克服经费物资短缺的困难，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后勤机关分别召开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召集各级副官、特务长、医生、军需、上士等后勤人员，研究落实在后勤保障中节省经费物资的问题，提出了“先前方、后后方，先部队、后机关”原则，规定了一系列节约措施，比如减少每日用餐次数，每人每天节省粮食2两，压减办公费和伙食费，停发零用钱，减少运输费，裁减非必要的人员，等等，号召红军后勤官兵“为了阶级利益而自愿吃苦”。随后，这一活动很快由军队后勤扩展到苏区政府机关。这期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连续发出4个紧急“通令”，要求开展“节省运动”，主要是节约杂费并尽量减少办公费，特别要节省现金，供给决战的需要。“通令”决定削减工作人员伙食费并停发零用钱，规定了各项经费开支标准和开支手续，并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各革命团体一律遵照执行。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下级政府机关发出的紧急“通令”

“节省运动”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重视，并很快扩展到党政军各个行业。1931年5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为节省经费持久斗争的训令》，规定了伙食费、办公杂支费和马干费的节约办法，并制定了节约的原则：准备阶段所筹的经费、粮食和官兵携带的钱、米不准轻易动用；就地筹措粮食、蔬菜；后勤机关和部队到较远的储粮地点运粮；开展节约运动，实行减餐和停发菜金。同年8月，中革军委下发《关于节省经费的通令》，决定在全军“开展锱铢必较的节省运动”，从经费和给养上保证反“围剿”的需要。从此以后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前，中革军委都要下发关于节省经费物资的命令。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4军全体合影

对于“节省运动”的意义，毛泽东多次进行阐述，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出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朱德也要求“任何人不能随便浪费一文钱”。

红军修械所一角

红军的“节省运动”，除降低标准、压减支出外，还包括全军动手搜集废旧军用材料。1934年4月，中革军委、中央政府财政部等多次发出“训令”“命令”，要求根据地军民大力开展收集军用器材物资运动。朱德在1934年6月致军团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多收一个弹壳等于多缴敌人一颗子弹。”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共收集铜29641公斤、子弹壳10305个、铁37760公斤、锡13215公斤、洋铁桶2247个、子弹87782发、白硝3539公斤。

红军行军途中

从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到在陕甘根据地落脚，由于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剧，后勤保障中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节省运动”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1936年5月21日，不仅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发布《关于节省粮食和降低标准的命令》，延续了五年前“节省运动”的主要做法，还多次以西北军委和中央财政部名义颁发相关的文件，规定物资筹措和财务工作贯彻节省方针的具体意见，明确开展“节省运动”，是弥补军队和根据地经费物资不足的根本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