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郭建 　　中国传统戏曲中最著名的悲剧可以说是《窦娥冤》。这部剧由元代作家关汉卿创作，剧目名称为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书生窦天章，因无力偿还蔡婆的债务，把七岁的女儿窦娥送给蔡婆当童养媳来抵债。窦娥长大后与蔡婆儿子成婚，婚后两年蔡子病死。后来蔡婆向赛卢医索债，被赛卢医骗至郊外企图谋害，正好被张驴儿父子撞见。赛卢医受惊逃走，张驴儿父子强迫蔡婆与窦娥招他父子入赘，窦娥坚决反抗。张驴儿把毒药倒入“羊肚儿汤”，原想毒死蔡婆，可以逼窦娥成婚。不料蔡婆将“羊肚儿汤”让给张驴儿的父亲吃，把他父亲毒死了。张驴儿即以“药死公公”为名告到官府。昏官桃杌横加迫害，窦娥怕蔡婆受不了刑讯，只好认罪。窦娥被冤杀前发愿：血溅丈二白练、伏天六月飘雪、楚州三年不雨。三件事全都应验。后来窦天章考取进士，官至肃政廉访使。窦娥鬼魂托梦向窦天章诉冤，窦天章查明事实，为窦娥昭雪冤案。

窦娥代婆母顶罪

　　窦娥悲剧之所以能够感动千年以来无数的观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她不忍心婆母遭到刑讯毒打，自愿为婆母顶这个冤枉罪名。 　　中国古代极力提倡孝道，子孙晚辈为父祖长辈顶罪，或者是父祖长辈已被判刑时请求“代刑”(由自己代替长辈服刑)属于孝道中的一种，往往会因此得到朝廷司法部门的宽大处理。明初，山阳县有个百姓触犯杖刑，在行刑时，他的儿子哭泣请求顶替父亲受刑，朱元璋听说这事，说“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下令赦免。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明朝人祝允明在他的《野记》一书里曾说，明初凡是犯死罪而罪犯子孙晚辈请求“代刑”的，大多都会被朱元璋赦免，苏州一地，就有多起儿子代父、媳妇代公公等“代刑”赦免案例。 　　在这样的法律文化背景下，窦娥顶罪受冤、并被处死，确实是冤上加冤。

天人感应的神话

　　窦娥冤案引发的一连串灵异事件中，三年大旱算是最“正常”的，因为这是被中国古代社会普遍接受的观念。 　　按照战国时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司法审判属于“阴事”，在五行里对应的是“水”，相应的方位是北方。如果司法不公、冤案堆积，阴气郁结，天地间阴阳不能协调，就会阳气过盛，导致亢旱连连。后来作为朝廷正统官方哲学的儒家学说，在秦汉之间接受了大量的阴阳五行学的观念和术语，因此冤案会导致大旱的观念也就长久流传，成为对官府擅断、司法专制的一种潜在的制约。并形成了很多制度，比如某地发生干旱，朝廷就要派员前往视察、主持各类大案的复审、平反冤案；每当暑热季节，上级要突击检查下属的司法审判。《窦娥冤》的故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很“正常”了。

窦天章的官职

　　关汉卿在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在离开窦娥十六年后，官拜参知政事。“只因老夫廉能清正，节操坚刚，谢圣恩可怜，加老夫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容老夫先斩后奏。”关汉卿描述的窦天章的官职，除了没有那个有权“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其他都是非常的真实。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逐步仿照汉族皇朝来建立统治。但开始的时候，统治者并没有注意到监察系统的重要性。后来汉族大臣何荣祖再三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强调中央监察机关对于地方政府进行监察的重要性。忽必烈对何荣祖的上言非常赞同。终于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根据何荣祖的建议，忽必烈下达诏令，将派驻各地的提刑按察司改名为“肃政廉访司”，进一步强调这个机构的监察性质。划分全国为若干监察区“道”，每道设置肃政廉访司，八位肃政廉访使，两位肃政廉访使留在本司机关“总制一道”，其余六位分别巡行全道各府州县进行监察。相关的民政、财政事务以及“官吏奸弊”，都由肃政廉访司全权负责，与本地的政府机关不发生统辖关系，直接向中央朝廷负责，年终由中央中书省、御史台派出官员对各道肃政廉访司进行考核。这样一来，元朝确立起全国性的纵向监察系统。 　　元朝的肃政廉访使所到之处，有权复审任何案件，也有权对当地官吏进行行政处罚。在关汉卿的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结尾，窦天章唱道：“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但是关汉卿也明白，窦天章只能平反冤案，判决一般的百姓，并不能判处昏官死刑。因此最后对一干人犯的发落是：“张驴儿毒杀亲爷，谋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升任州守桃杌并该房吏典，刑名违错，各杖一百，永不叙用。赛卢医不合赖钱，勒死平民；又不合修合毒药，致伤人命，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昏官桃杌只是被罢官、永远不得再做官。 　　（文章节选自郭建的《古人的天平（下卷）：透过传统戏曲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