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从事写作以来，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文学大家，并因此深受其益。一直想把相关感受记叙并发表出来，与读者共享。适逢《天津日报》副刊约稿，让我得到表达的可能。姑且就以接触的先后为序，从几位天津的文学大家说起。

　　冯骥才

　　1980年3月，《人民文学》编辑部把天津冯骥才、河北贾大山、河南张有德和我召集到北京，安排在一个招待所写小说。这样，我有幸认识了几位大作家：贾、张二位都是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获得者，冯骥才则已有了《神灯》《义和拳》等长篇力作，1979年发表的短篇《雕花烟斗》也已入选那年的评奖名单。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同处一室。四个人中，我和张有德几近“哑巴”。大冯和大山则整天“口吐莲花”，妙语连珠。二者各自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大冯是津门都市的灵动，大山则是滹沱河土生土长的智慧。一个月后，大冯和大山写的小说被《人民文学》留用，我“咬牙切齿”凑出的一个“短篇”根本用不了。我很羞愧。但那一个月并没有白住，我从三位作家那里学到了许多之前闻所未闻的文学知识。

　　有天晚上，大冯绘声绘色地讲起法国作家维尔高尔的短篇《海的沉默》：法国在“二战”中沦陷，一个德军中尉住进了被征用的法国老人与其侄女生活的房子。中尉尽可能不妨碍房主人的生活，只是晚上到起坐间来说几句客套话，然后就靠在壁炉边侃侃独白：他的祖国、法国、音乐，等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情景：中尉敲门，进来，寒暄，独白。没有得到任何反应。然后，鞠躬，道晚安，走出去。

　　老人与侄女始终以沉默表达抵制。而中尉始终尊重他们的沉默，从不企图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回答，或者至少看他一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他的独白中，老人与侄女逐渐了解了他：一个生活在德国小城的音乐家，并不关心政治，也不喜欢国内的那些政治人物，对战争的理念与其他德国军官有着巨大的不同。在独白中，他表明了对法国的爱，也越来越清晰地流露出对那个美丽少女的情愫。

　　然后有一天，中尉突然说，他第二天就要动身去战场：“奔赴地狱。”这是他最后从内心发出的凄厉告白。老人报以默默的注目。中尉一动不动地待着，直到老人的侄女终于启动了嘴唇：“再见。”小说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沉默。

　　小说结尾，少女那声终于给予中尉的回应，我听来惊心动魄。在“奔赴地狱”的前夜，中尉从少女微弱但清晰的回应中，感受到了宽恕。作为国家的、民族的、战争的人，他们是对立的；作为人类的、人性的、艺术的人，他们是相通的。

　　小说以一种极为压抑的方式表达了战争对人性、情感、理想、文化的野蛮践踏，表达出作家强烈的反战理念和人道精神。

　　大冯渊博。在我看来无所不知，又记忆力超强，更善于表达。每天若不出门，并且醒着，总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然而，他对“沉默”却有着那么深刻的理解。我从中收获的不仅是认识到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更多少懂得了什么样的艺术才是真正有深度的艺术。

　　遗憾的是，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像这样接触大冯的机会。只有一次在北戴河偶然遇见，当时他与夫人正在那里休假，他说他看了我在《十月》发的一个短篇《贫穷与富有》：一个老教师摆地摊卖自己的藏书。他真诚地说：你在小说里罗列的那些书，太浅了，无法说明“富有”。一针见血。我羞得满脸通红，牢牢记住：永远不要卖弄自己的无知。

　　蒋子龙

　　《人民文学》笔会后，我进了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班长是蒋子龙。那时，他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获奖的热度尚炽，又发表了中篇《开拓者》，高潮迭起。文讲所结业，我“一无所成”，“灰溜溜”回到省里。有报刊发专文，质疑：蒋子龙那么辉煌，陈世旭为什么写《小镇上的将军》进了城写不出“大城市的元帅”？同行讪笑说：“只生一个好！”

　　我抬不起头。想改行去书店卖书。朋友说：如果那样，人家会把你从小镇调上来？走投无路，私下我给蒋子龙写了一封信，哀叹“误入歧途”。

　　文讲所开学不久，子龙兄代《天津文学》约稿，我把《人民文学》没有采用的那个短篇交给他，《天津文学》自然也没法用。子龙兄深知我的窘迫，很快给我回了信：“别泄气，别急，写作需要积累。好比一口井，水淘空了，再淘就是沙子。”

　　“写作需要积累”，成为我的一个信条。子龙兄说的积累，我想主要指的是两个：一是积累阅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是积累学识，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对我来说，需要积累的是气力。“气”是勇气——面对宏大的文坛，不胆怯，不畏缩，不攀附，不巴结。“力”是毅力——追不上的目标，不奢望；进不去的圈子，承认距离；凑不上的热闹，由衷羡慕。没有气力的积累，其他的积累都无从谈起。坚持不懈，让气力积累的“井水”满一些，再满一些。没有止步、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一个人可以不断失败，但只要他还没有放弃，并且还没有归咎自身以外的原因，他就不是一个失败者。毕竟文学不等同于体育，不是争夺名次的赛道，而是注定的生命过程，不需要跟任何人较劲，只需要跟自己较劲，不需要战胜任何人，只需要战胜自己。

　　子龙兄始终没有忘记适时给我以激励。多年后，山东《时代文学》约写作家印象，他倾心执笔：“……陈世旭真正钟情的始终是文学，生就为文学而来，升官发财都视若浮云，只甘心情愿做文学的奴隶。他被文学磨炼得个性强烈，充满矛盾。有时极端执拗，有时又无比随和；有时豁达大度，有时又偏激率性；有时宽宏大量，有时又敏感多疑；对文学非常专一，却又涉猎广泛，见一行爱一行。”“矛盾产生碰撞，碰撞才有感觉；矛盾就是复杂，复杂才能深刻——这正是真正的文学性格。”

　　这样的激励，是我坚持写作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柳溪

　　大约是知道我缺乏生活经历，1982年冬，中国作协受当时的农牧渔业部委托，邀请几位作家去海南农垦“深入生活”，我被列进了名单。参加这次活动的，除了我和湖南的叶之蓁，其他几位都是老作家：上海的任大星、北京的刘厚明，都是我小时候就听说过的作家；安徽诗人韩瀚，他纪念张志新的诗我可以随口背诵。

　　一行人的领队是天津著名作家柳溪大姐。因为知道她是天津作协领导，1944年参加政治活动，属于“老干部”，至少我就有些“畏惧”。但她却是个特别随和的人。直率，火爆，毫无城府。说起过去的遭遇，不加掩饰；说起当下的文坛，直言不讳。那时候，我还没有出过书，有家出版社打算给我出一本小说集，但要求有名家作序。我对自己的写作毫无信心，以我这样的写作水平，从来不敢也永远不会请名人作序——从小父母就告诉我：一个人可以无能，不可以无羞。

　　柳溪大姐还没有听我说完，就厉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青年作者？没有名人作序就不可以出书？不像话！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她那股子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的正义劲儿。我没有解释。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老一辈作家爱护晚辈的古道热肠。

　　在海南待了将近三个月，柳溪大姐给所有人都留下了坦荡、豪爽的印象。活动将近结束，一天晚上，大家在鹿回头“天涯海角”的沙滩散步，远望南海，不记得是谁说：要是能去西沙看看就好了。

　　那时候，西沙的条件还相对艰苦，除了上级领导视察和慰问，不便邀请地方上的人员上岛。听说大家有上岛的愿望，柳溪大姐很高兴，说：太对了，作家就该这样！部队同志可以吃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两天后，我们搭上了当时海南行政公署给西沙送给养的轮船。

　　后来我把这次经历写了个短篇：《到无名岛去》。心想，小说如果发表，该给柳溪大姐一半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