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浦发银行公告称，信达投资（即信达资产的子公司）增持了该公司的可转债约1.18亿张，占转债发行总量的23.57%，然后在三天后光速完成转股，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实际上，类似的操作在2023年已有发生，当时中国华融（现改名为中信金融资产）以类似的方式大幅增持了光大银行。除此之外，长城资产也积极布局股份行，其在近期成为了民生银行的重要股东，并进入了其董事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几年监管对AMC提出“回归主业”的要求，先是中国华融也退出了在华融湘江银行（现改名为湖南银行）的股权，近期长城资产也将长城华西银行的股权挂牌交易。这看似矛盾的增减持行为，实则背后隐藏着多重战略考量。

首先，这几家股份行亟需AMC的“纾困”。以浦发银行为例，其作为入选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第二组的机构，监管的要求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38%，较上年末出现下滑。另外，按照既定流程，浦发转债将于今年10月份面临到期兑付。然而在信达投资出手之前，浦发转债转股的比例仅有0.01%。而光大银行当年的情况与浦发银行类似。在这样的背景下，AMC购买转债并转股的操作，不仅起到了稳定军心的重要作用，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举措。

其次，AMC可通过增持银行股获得投资收益来缓解业绩压力。信达资产的归母净利润从2020年的132亿元下降至2024年的30亿元；中国华融虽然实现了利润增长，但是仍需积极经营来弥补当年的巨亏；长城资产在2024年的归母净利润同比微增；2025年一季度的归母净利润则同比下滑13.23%。而同期银行股却走势强劲，不仅股价屡创新高，分红水平还持续提升，成为机构投资者稳定收益的重要来源。比如浦发银行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显示，该行的现金分红比例达到30.16%，较上年上升0.11个百分点。光大银行的分红率也稳定提升，且在今年一月首次实施中期分红派息，民生银行亦有类似操作。对于AMC而言，在当前业绩增长面临一定压力的背景下，投资这些银行股既能获得资本利得，又能获取较为稳定的分红现金流，为业绩增长提供了现实支撑。

更进一步，AMC加码银行股还有助于强化二者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深度合作。2024年5月，金融监管总局下发文件，提出国有大行、股份行等银行机构可以将符合条件的风险资产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这为二者的合作奠定了政策基础。今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则更进一步，提出支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积极加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力度。除了政策端的支持，二者在需求端亦高度匹配。比如浦发银行在去年全年处置了不良资产1087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在这种背景下，AMC与银行的合作可谓是一拍即合。

不过，AMC大举入股银行也可能埋下新的风险隐患。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险资举牌上市公司的次数已超过去年全年，大量资金集中涌入银行板块，其他机构投资者在银行板块的配置比重也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假如银行股的估值出现快速回调，AMC有可能在账面上出现浮亏。进一步来看，假如机构投资者在股价下跌时争相卖出，那么很可能对金融市场带来一轮新的剧烈波动。

更深层次地看，AMC大举入股股份行，不仅是市场经济下的投资行为，更是中央对银行体系“维持稳定”的政策体现。这几家AMC的背后是中央汇金或财政部。事实上，AMC增持股份行，与财政部此前对国有大行增资的逻辑一脉相承，都是国资参与资本市场、稳定金融体系的战略操作。而这些AMC的高管出任这些股份行的董事，也意味着AMC不仅以股东身份入局，更开始影响银行治理结构、业务方向，甚至在部分项目投放、资产处置机制上具有更强的话语权。

总的来看，AMC大举入股股份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政策导向、双方需求及政策意图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行棋布子，是一种战略布局。这一系列操作不仅在关键时刻为银行提供了资本支持，缓解了潜在风险，也为AMC带来了收益稳定器和业务协同的新抓手。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在当前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AMC与银行的深度合作可能将成为未来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安排。（来源：安邦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