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颁奖礼上，新人作家刘楚昕因一篇感人至深的获奖词瞬间引爆舆论，刘楚昕背后的故事先于其获奖作品《泥潭》而广为人知，《泥潭》一书更是未出先火。据传刘楚昕早在2013年便开始构思，历经十余年拉锯战，反复修删后由最初的五十万字压缩至十三万字，最终呈现为“一时一地多人”的故事格局。所谓“一时”即武昌起义时期，“一地”指故事聚焦于荆州一带，而“多人”则是因其涉及角色甚多甚广。以历史上确有其人的恒龄、马修德、黄兴、孙武等拉开真实的历史帷幕，并在历史间隙处填入大量虚构角色，最终形成一部历史与虚构和鸣的“荆州交响乐”。

离乡与归乡：地理空间的延展

小说立足三个主要角色，依次为满清将领之子恒丰、革命党人关仲卿和比利时神父马修德，三者均被“困”于荆州这座矛盾感十足的城池之中。刘楚昕是土生土长的荆州人。《荆州驻防八旗志》言“荆州势处上游，滇黔巴蜀往来所必经，始定驻防之制”，作为咽喉要塞，康熙年间于此地开始驻防之设。古荆州城按“旗汉分治”的原则划分为满城与汉城，其间设界墙，东城驻旗兵，西城居汉民——形成了马修德神父口中的“双城”之景。

荆州是小说中三位主人公故事的终结点，也是恒丰与关仲卿故事的起点。显然，马修德神父作为一位他乡人，其行进路程可谓是“入荆州”的单程旅行。而恒丰与关仲卿则都经历了从“出荆州”到“入荆州”的回程。

恒丰的旅程是流亡者的创伤与迷茫，他的返乡带有明确的“找回”目的。究竟要找回的是什么？是事实上不知所终的妹妹？是父亲尚在时的生活？又或者是自己在迷茫与痛苦中所失去的良知？关仲卿作为恒丰的对照角色，不管离乡还是返乡都具有鲜明的主动性特征。为求学离乡前往日本，为革命返乡重回荆州。如果说恒丰的目的是为了“找回”，那么关仲卿返乡的目的则是为了“带来”，找回意味着本有某物但丢失了，带来则意味着某物本没有而现在有。于恒丰而言，荆州是故乡，是母亲的摇篮。于关仲卿而言，荆州并非是温存的，而是被夜色笼罩的呼救者。

离乡与归乡所表现的是现实地理空间的延展。小说以三位主人公的足迹串联起南北内外，涉及日本以及齐齐哈尔、武昌、汉口等地，并最终将所有线索聚焦于荆州一地。

回溯与碎片：打破线性叙事

时间与空间向来是创作中不可避免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列斐伏尔将空间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叙事艺术往往被视为时间艺术，沿着线性时间延展推进也曾是小说创作中的典范形式。然而大部分作家都在尝试打破时间的藩篱，展现自己在叙事上的野心与尝试。《泥潭》显然也表现出刘楚昕在叙事上的野心。

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恒丰的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双视角进行叙事，第二部分关仲卿的故事则主要为第三人称线性叙事，第三部分马修德的故事则以书信日记为叙事线索。事实上，三个部分的内容既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

第一部分以恒丰之死为终，承起第二部分关仲卿故事。小说并未直接沿着时间线往前推进，而是从关仲卿的视角进行了一个回溯，时间被再次推移到恒丰之死更久之前。第三部分朝向马修德视角的转换亦是如此——当关仲卿的故事落幕，马修德在承续故事线的同时，再次将时间线往更早之前推移，久至1901年。事实上，小说横跨1901年至1935年三十余年的历程，甚至更远。然而作者并未沿用线性框架，毋宁说以武昌起义作为起点与定点，而时间以波纹（而非线性）的方式向外扩散。

碎片化的叙事则进一步打破了线性时间的连续性，尤其体现在第一部分的多视角叙事中。严格来说，第一部分实际上包含了三个视角，按出场顺序依次为亡灵呓语、现实走向与先知般的画外音，分别以楷体、宋体和无标点楷体进行可视化呈现。现实走向显然是具有时间性的，恒丰不可避免地循着历史的轨迹最终走向死亡。而亡灵呓语与画外音则是游离于时间之外的，他们为事件的碰撞和意识的自然流动所唤醒，将线性叙事切割为零散的碎片，同时拼贴起恒丰的故事线索。

史实与虚构：历史的多维面向

我愿意用波纹和漩涡来形容《泥潭》的写作风格，不管是在空间选择还是时间重塑上，小说都呈现出一种以“一地一时”为圆心的同心圆结构。故事与时空自中心点起向外延伸、向内溯回。这样的叙事结构让角色也得以随时上场、随时下场并反复出场。荆州，确有其地；武昌起义，确有其事；恒龄、马修德等确有其人。确切的地点、时间、事件、人物搭建起真实的历史舞台，而刘楚昕则抛弃了宏大叙事，只将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资源。虚构角色填满了历史的空白。

除了马修德之外，恒丰、关仲卿都系作者杜撰。马修德神父，比利时人，于1903年任荆州教堂主任司铎。其在任后重修的东堤街口天主教堂至今仍能在荆州寻得其身影。1911年武昌起义时，清军分为主和与主战两派，将军连魁主和，而左翼副都统（小说中将职位刻意拔高为协领）恒龄主战。清军于梅槐桥一战败退后，恒龄饮弹自戕。马修德神父负责为恒龄验尸。随后他居间调和了八旗军与革命党人，八旗军投诚，而革命党人则重新安置旗人家眷子女。小说第三部分的主人公便是马修德，不过作者却规避了史实，将时间点置于1935年前后，并以日记和书信的方式回顾已经过去的历史。

事实上，马修德作为外来者而拥有了旁观历史的可能。他的故事由日记和书信而非自我陈述展开，这也许是因为人们总是笃信文字的效力。

而恒丰与关仲卿则是故事里的人。恒丰与关仲卿分属不同的立场，他们同处于同一历史事件的漩涡中，恒丰迷茫自陷，关仲卿挣扎泅渡。事实上，恒丰与关仲卿所提供的是深陷于历史泥潭中但不同立场的内部视角，他们从内部去经历历史。而马修德则是俯察历史的外部视角，他从外部去旁观和佐证历史。

《泥潭》一书在褪去作者背后的故事所生成的流量外衣后，文字终能以其坦诚的面貌置于读者面前，自能折射出一位新人作家对于家乡、历史、叙事与认知的反思与叩问。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许只有真正翻开书页才知道自己是否也会陷入泥潭。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郭思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