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强

我们先来读一首民歌。

这首民歌收录在苏岚所编译的《藏族民歌》一书里。这本小书出版于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可惜的是，苏岚只是说明书中民歌的题目，都是他自拟的，但是关于民歌具体搜集的地点、人物和汉译作者等信息所言甚少，信息模糊。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在这首民歌中感受到那种植根本土，终究是面向所有人的诗歌的美质。

现在，我们跨越多年时空、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跨越对于文学艺术形式的固见和盲见，直接以庞蒂·梅洛所言称的身体的方式，进入这首歌，也就是这首诗中：

画眉

会说话的鹦鹉儿，

请你不要作声，

柳林里的画眉姐姐，

要唱一曲好听的歌儿。

隐形的在场者替观众、听众、受众，也就是替我们开口，表达了共有的期待和对于美的天然的欣赏。在这首民歌中，这位发声者肯定是爱慕和爱恋“画眉姐姐”的人，他的热情和坦率溢于歌词，乃至有些刺伤别人和他者（鹦鹉儿）。因为这是一首关涉情感的民歌，所以歌中的区分、对比和选择顺理成章，与人共鸣。如果我们将这首情歌作一首诗，可以看到诗歌诞生的理由、过程和效果。毫无疑问，诗人就是那个在场者、感受者、叙述者、提问者和诗成者。他的发声注定是一道闪电、一束光亮、一条河流，唤醒生命在茫茫无涯的世界和深邃意识中游走的那些原型和母题，触发当下的那种共有的情感，擦亮意识之于我们的关键词。

这就是说，诗人应该像民歌手一样，在现场作出区分和选择。在众声喧哗中，以自己作为中介、作为储藏器和播放机，在同样被使用、被磨损的语言中，挑选和组织出属于诗歌的那种声音来。在上面这首民歌中，发声者清晰地划出了说话或者学舌和唱歌或者创作之间的界线。同样是鸟儿或者人儿，同样在发声，这首民歌让我们看到诗的形成和传递，其实是在共有中通过区分，来完成跨越的。这就是说，被工具化、文件化、奴役化的语言，是很难呈现诗的肌理和光彩的；相反，经过区分、选择、艺术处理的诗，却可以通过语言，照亮人和世界的各种关系、结构和互动。

艾略特在他的《诗歌的三种声音》一文中，精准地指出：“第一种声音是自己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或者不是针对任何人说的；第二种声音是对听众说话的声音，不管听众的范围大小；第三种声音则是诗人在试图创作出一个隐形于诗行里说话的戏剧人物时发出的声音。”简单地套用艾略特的说法，我们可能认定《画眉》这首民歌的声音，是对观众发出的。果然是这样吗？深入捕捉和体验《画眉》的声音，我会陷入不同的情形：这首民歌也可能是歌手的一种自语，是在独坐深夜或者牧野于大地的一刻，偶然想起那个真实或者虚拟的场景时的脱口而出；也可能是一种顿悟，用民歌的形式传达了出来；最有可能的是三种声音的混合；像是陶渊明卸下重重羁绊，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像是但丁看到人世间的种种戏剧之后，说出“我走过我们人生一半的旅程，／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因为我迷失了正确的路径。”像是昌耀在暮年幻见“未可抵达的暖房”，而一字一字地写出:“……直到少女们忽觉可能的受惊，／灭闭灯光而在散开的阴翳中乘势撤离现场，／活泼欢跃的梦境也从我目睹之窗镜迅即消隐。”

我们所相遇的这些诗和歌，无不是个人的际遇、现实的际遇、历史的际遇、语言的际遇所发生的种种碰撞、融汇和再生的结果。其结果在于，诗和歌跨越了时空、语言和文化，而完成了交流和新的创造——我是说，当诗歌触及我们的身体、内心、精神，我们也就再一次完成了诗歌。如果我们可以把诗歌比作血液，就意味着在不同的身体涌动的是同样一种活力和精神；这也是我们可以实现语言（有形或者无形）的跨越，重构诗歌的基础。另一方面，诗歌（或者血液）又在每一个个体体内呈现出了宏浩无垠的整个宇宙。

诗歌和艺术愉悦我们、触发我们，甚至改变和重塑我们。这样的作品往往在当下的炉火中、灯火中、显示屏中和眼瞳中，通过细微的节拍和隐秘的旋律，呈现了我们和世界的全部历史的过程、情感和行动。其价值在于反对一切恶的行为，尤其是出自人类社会的种种暴力。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并不是人类所创造的，更不是为少数人所独有的；在人与人之间，在人与万物之间，应该追求的是可能永远难以企及的美善之境，也就是昌耀所指称的“未可抵达的暖房”。

在青海湖畔展开诗歌的聚会，是因为这片大湖的确是宇宙史、地球史和人类史的遗存和见证。这大湖就是经过种种跨越之后，在蓝天和星辰下以水和盐、鱼和鸟，草原和万物，证明今天的生命仍然很美。

如此，我会继续论证，诗从区分开始发芽，然后像一支支箭，像箭的光簇射向万有；转而以万有证明共同的宇宙，共有的世界是诗歌和生命所要驰奔的靶心。

我这只学舌的鹦鹉儿已经说话太多了，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更多的“柳林里的画眉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