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坊间所谓“脚踏两只船”，比喻某些人同时与对立或不同的两个方面保持关系，且多指生活、工作或感情上用心不专。“既要……还要”，颇含贬义。

其实，“脚踏两只船”的含义不止于此，它还是对学殖渊博之人的褒奖，比如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摆出一副左右开弓姿态；虽为自许，然名实相副。

林式“脚踏两只船”，属于同时操作两条平行路线的模板。

在学术界，倘若必须把“同时”“平行”作为前提条件来定义“脚踏两只船”，则太过狭隘，比如周谷城独力撰成《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在史学界极为罕见。不过，两书出版间隔十年。由于没扣“同时”，不是“横向”而是“纵向”，人们便以为他算不得“脚踏两只船”之典型，似乎说不过去。

像周谷老那样的人物，我还可以举个例子——王瑶。

读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人，几乎没有不知王瑶大名的。他不仅因《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而成为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奠基人，还培养了众多研究现代文学的顶尖学者，被公认为该领域最具声望的学者。

人们有所不知，1949年秋，王瑶的学术路径发生过重大转折：他任教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实施教学改革，决定把“新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重点课程开设出来。由于教师缺乏，王瑶服从组织安排，改教“新文学史”。于是，他着手撰写作为教材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随着院系调整（1952年9月），王瑶由清华调往北大，仍持现代文学学者身份。

那么，“转折”之前，王瑶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在哪里？古典文学；确切说，中古文学。

对于中古文学的时间跨度，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或曰春秋战国至宋元，或曰魏晋南北朝至明中叶……但一般均以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定下的框架为规矩，即研究对象是汉魏到宋齐梁陈的文学变迁。王瑶不逾此矩，其学术成果大多凝结于《中古文学史论》一书。

中古文学，不早不晚，承前启后，头绪繁多，场景复杂，乃致学人不敢贸然闯入。王瑶专注于此，成绩斐然，显然与他当年研究生导师闻一多、朱自清有关。他回忆说，“无论从纵向或横向说，他的眼光都是十分开阔的”（《念闻一多先生》）；“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的启示和指正多”（《中古文学史论·自序》）。

中古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常常被人们轻描淡写，关键在于，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出现屈原、李杜、苏轼及曹雪芹之类让人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作家；而且，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客观上给人造成 “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文学创作水平不高的印象。事实上苏轼只是不满“八代”无文不骈、无语不偶的极端倾向而已，并无其他不敬。中古文学仍然堪称辉煌，涌现出一批中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作家作品，曹植的赋、陶渊明的诗、刘勰的文章学、沈约的声律理论，以及文学总集《文选》《玉台新咏》……

胡适晚年怒赞周氏兄弟“用最好的古文翻译了两本短篇小说”，问题是，鲁迅的文章功夫从何而来？从章太炎，由此更可上溯老祖宗“八代”。刘半农曾赠鲁迅联语曰“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便是明证。

王瑶治中古文学，显出一个诚实学者的客观与冷静：“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的最重要的职责。” 注意，“即使”是个假设概念，实际情况呢，当然要“两说”或“正名”了。我以为这正是《中古文学史论》的价值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好端端一部“颇具系统”、“共14章”（王瑶语）的《中古文学史论》，出于好卖的算计，被出版者活生生拆成独立的3本书。于是，我持有的《中古文学风貌》（棠棣出版社1951年8月初版），便成了其中之一，篇幅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尽管王瑶声辩，这样做，从“出版家和读者的兴趣”考量，“也有一种方便”，我却在字里行间，读出了他的无奈和沮丧。

至少对我来说，哪有什么方便可言——另外两书至今未能幸致；即使配齐，阅读起来，难免有“脚踏三只船”之浩叹了。

原标题：《晨读 | 西坡：脚踏两只船》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蔡瑾

约稿编辑：史佳林

来源：作者：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