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常海成

　　修志在我国由来已久，历史上各种版本的志书林林总总、多如繁星。《畿辅通志》为清代官修省级地方志。畿辅，是指京都周围附近的地区，在清代是直隶省的别称。清代共修有三部《畿辅通志》，其中，光绪版《畿辅通志》曾是一部具有争议的志书，当时以桐城派张裕钊、吴汝伦为代表的学者，曾对该志提出了批评，攻其体例曰：“失撰述之体，贻市薄之讥，篇不成文，无异档册。”张裕钊、吴汝伦讲究“编自成文，典雅绚丽”，而史家信守“事有来源，语有出处”。光绪版《畿辅通志》主纂黄彭年系史学家，对方志研究有其独到见解，他不为异议所动，坚持史法修志，终使其在志林之中久享盛名。

　　凡例别致

　　凡例是志书编撰之准则，对规范统领全书至关重要。光绪版《畿辅通志》凡例一次列出28条，条条实而不虚且有创新。其首条列举志书体例，“《景定建康志》分图、表、志、传四篇，而体裁始备”，并述《江南志》《续河南志》《四川志》，“皆师其意，以纲统目”，唯有“《广西通志》分典、表、略、录、传五篇”。最后该凡例规定，“确守《建康志》之例”“今仿其式，稍加变通，用纪、表、略、录、传为之同类。”凡例的第四条记：“《广东志》每州县一图、今仿之，附《舆地略》。”第二十四条又述《四川志》“立杂传一门，今仿之，附列传之后。”

　　总之，其凡例不仅确定编撰之行规，还道出“今仿之”其出处及优长，这在制定方志凡例中实不多见，应是一大特点。

　　体例独特

　　光绪版《畿辅通志》在编撰体例上突破了传统门目体，采用类似正史纪传体，形成纪、表、略、录、传等诸体并用的独特风格。具体说来，它将涉及帝王诏谕、宸章、京师、陵寝、行宫等列为“帝制纪”，辑15卷。将府、厅、州沿革及职官、选举等列为“表”，辑30卷。表格这种归纳易行的表述方法在明及清初，用于志书尚不多见。而该志则将能用表格记述的内容均列表入志，其表在全志卷中多占十分之一，实为创举。同时将舆地、河渠、海防、经政、前事、艺文、金石、古迹为“略”，辑136卷。将宦绩为“录”，辑10卷。将列传、列女传为“传”，辑104卷。又有11卷为“杂传”，2卷为“识余”，1卷为“叙传”。分类得要，记叙得法。此编撰之法独到而不拘一格。

　　资料充盈

　　志书堪称某一地域的百科全书，而光绪版《畿辅通志》则名副其实。此书广搜资料，汇集成书，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可靠史料。以冀州为例，《畿辅通志》详细记载了自西汉至宋代的一千多年间在冀州为官者的资料，共有137名，其中，汉5名，三国、晋及十六国35名，魏、齐、周58名，隋9名，唐20名，宋10名。并且，还记载了建置沿革、水系、匪祸、灾害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同时，光绪版《畿辅通志》引录资料严谨，并均注明来源出处，增强了志书的史料性、权威性，为汇聚、保存、考证、引用历史资料起到了重要作用。

　　巧避繁复

　　一部方志洋洋百万余字，涉及域内方方面面，编者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繁杂重复的表述现象，此弊病在志书中屡见不鲜。而约1600万字的光绪版《畿辅通志》，却编排得体，巧避繁复。历来撰志者视“建置”“经政”为志乘之端，皆分别书之。如“建置”纪学校，“经政”纪学制，常见重复，且难查找。该志则统归“经政略”，删繁就简，不费笔墨，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