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编者按】

起来！前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上海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强音。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上海寻迹”报道组兵分多路，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我们寻访的第二路，寻找当年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诞生之处，访问文化名人抗战期间在上海奔走的人生轨迹，回望上海民众在民族危亡之时万众一心的觉醒。

“国民丧失人格，国必灭亡。”

1932年1月29日凌晨，日军空袭上海闸北，轰炸了当时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及其创办的东方图书馆。

出版机构和图书馆，不是军事要塞。轰炸这样的文化地标，旨在从精神上让人屈服。

但中国人没有屈服。商务印书馆快速复业，决心“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一代文化巨擘张元济，回溯中华历史，用白话文写下《中华民族的人格》。

正是有这样的“中华民族人格”，中国绝不会亡！

艰难复业

位于宝山路的上海总厂被炸毁后，商务印书馆遭遇了毁灭性打击。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采访时介绍，他曾听一位亲历者说，印刷用的铅字被大火熔解，流到下水道，导致废墟的下水道里都是铅块。“惨到那种程度。”张人凤感叹。

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复业。工厂毁了，大批职工失业，生活无着。张元济他们认为，商务印书馆还是要站起来，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经过半年艰苦努力，终于在当年8月1日复业。他们设法借助各方力量，赶在新学期开学前出版了一套冠名“复兴”的中小学教科书。这是民国时期各套教科书当中科目最齐全、质量也非常高的一套教科书。据张人凤回忆，这套书一直用到1949年以后，他至今记得念小学时，学过这套教材里讲述小朋友抗日爱国故事的课文。

第二件事就是编辑出版“大学丛书”。1934年，商务印书馆聘请了国内各个学科的顶尖专家组成编委会，计划出300种书。至1937年时，已实际出了260多种，这是中国自己编撰的第一套大学教科书。

此外，商务印书馆的同仁们在重印旧版同时，还提出“日出新书一种”，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译作。与祖父张元济、父亲张树年同为上海文史馆成员的张人凤，近年来专注研究祖父张元济，整理、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如今回头看，在战火中完成这些事，实在不易！”

作为精通旧学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始终把古籍的保存、研究和影印出版，作为自己为国家、民族尽责的方式。60岁后，他的主要精力扑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两大套古籍丛书的校勘编辑上。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被日军炸毁，这项工作被迫中断了两年，但商务印书馆逐渐复业后又立即重启，直到1937年全部完成出版。

寄书狱中

1937年6月，年届七旬的张元济给“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写了一封信，一并寄至苏州狱中的，还有一本商务印书馆新出的书——《中华民族的人格》。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编著者是张元济本人。上海抗战期间，张元济有感于国家大敌当前，而当局日益腐败，还有人落水投敌。他开始思索：如何唤醒民众的良知？

因痛感时局，精通旧学的张元济第一次用白话文编写了8个历史故事，为的是鼓励年轻人在大敌当前时，保持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应有的人格。这本书在青年学生当中广为流传，后来在日占区和日伪统治区被禁售。

这本书的内容，是张元济从《左传》《战国策》《史记》中选出8篇文章，以白话文写作介绍了公孙杵臼、程婴、子路、荆轲等十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他这样表达自己编写这本小册子的意图：

“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为什么又会有求生害仁的人呢？为的是见了富贵，去营求它；处在贫贱，去避免它；遇着威武，去服从它；看得自己的身体越重，人们本来的良心，就不免渐渐地消亡。贪赃枉法，也不妨；犯上作乱，也不妨；甚至于通敌卖国，也可以掩住自己的良心做起来。只要抢得到富贵，免得掉贫贱，倘然再有些外来的威武，加在他身上，那更什么都可以不管了。有了这等人，传染开去，不知不觉受他的引诱，这个民族，必定要堕落，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

在这本《中华民族的人格》里，张元济选的人物都不是虚构的，而是经典名著中有记载的。这些人或重然诺、讲信义，或临危不苟、忠肝义胆，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虽然说的是古人古训，但在国家危亡之际，编写的这本书用意显得尤为深切。

狱中的邹韬奋收到此书后，复信说:“韬等所始终坚持生死不渝者，正为先生谆谆训诲者也。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

卖字度日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张元济家里的经济状况愈加吃紧。为了缩减开支，他卖掉了原来的房子，举家迁入租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里弄房。但局面还是每况愈下，尤其当他生了一场大病之后，生活更加陷入困顿。

可他仍坚持不与日伪交往。张人凤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有一次汪精卫托人带一部他和妻子陈璧君的诗集送给张元济，带话说张老收到以后无论如何请给一个回信。张元济没有回。

“最困难的时候，爷爷还卖过字。”张人凤介绍，那是张元济母亲娘家一位亲戚前来拜访时提出的建议：“这位亲戚对爷爷说，有你翰林的声望，有商务印书馆的名气，你的书法又这么好，一定可以有收入。这是文人自食其力、清贫自守的光明之道！”

张元济听从了亲戚的建议。张人凤幼年的记忆里，就有了看爷爷写书法的场景。“差不多每隔一个星期写一次，各地商务印书馆都会有人来请他写，多数是对联，有时候也写扇面、册页。对于小孩子来说，看小楷就兴趣不大了。我那时候喜欢看他写对联。”张人凤印象中，比较受外界欢迎的对联有“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现在拍卖市场上偶尔还能看到他的书法作品。

有一天，几个日本人来到张家门口，递来印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片求见。张元济当时正在写字，看了名片，从桌上取了一张便条，写上“两国交战，不便接谈”8个字，让儿子张树年交给日本人。那几个日本人笑笑走了。张元济内心也后怕，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但他后来分析，这几个人不像是日本特务。如果被日本特务盯上，那可不是8个字就能打发得了的。

张元济逝世后，有人在《大公报》发文谈及此事，称他们是日本文化人，来沪拜访有拉拢之意。这些年埋头研究祖父生平与学术成果的张人凤认为，这个说法可能更合乎逻辑。

还有一次，一位亲戚送来一个画卷、一封信和一张面值11万元的支票，要求在画卷上题写“菉竹轩联吟图”及“筑隐先生、菉君夫人”这些字。当张元济发现“筑隐”是汉奸傅式说的别号时，立刻回绝：“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即寒家宗祠亦毁于其所委门徒县长。以是未敢从命。图卷、支票同时缴上。”第二天亲戚再来，又被张元济拒绝。

无忘此耻

时间终于来到1945年初秋。

一天晚饭过后，张元济到阳台上乘凉，发现东面一栋洋房灯火通明，还传来乐声。

那里原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一个俱乐部，自从日军占据租界之后，俱乐部就偃旗息鼓，不复先前的热闹。而这天晚上，它重又恢复了喧闹！

张元济明白，应该是日本投降了。心中积压了14年的阴霾就快要消散了！

几天后，日军投降的消息正式传来。他从卧室书橱中取出一册珍藏的《中华民族的人格》，用毛笔在扉页上题写：

“国民丧失人格，国必灭亡。日寇禁毁此书，无非欲灭亡我国也。今我国免于灭亡，其犹赖有此人格乎。张元济识。民国三十四年九月日寇乞降后二日。”

原标题：《抗战硝烟中，这位清代翰林第一次用白话文写下《中华民族的人格》》

栏目主编：简工博 题图来源：新华社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刘璐 顾杰 王闲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