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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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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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教授的《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一书修订再版，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开了江南千年繁荣之谜，更在于其方法论创新与理论贡献，从社会治理角度重新诠释了江南的现代性基因。本书开创了江南史研究的新范式，将环境史与社会经济史相融合，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重构了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路径。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的这首千古绝唱，道出了国人对江南的向往。自唐宋以来，江南地区不仅是经济繁荣的象征，更是文化昌盛的代表。然而这片河网密布的沃土，赋税甲于天下，灾害频发不断，在生态约束与王朝压制的双重挑战下，凭什么成为千年不倒的文明高地？

冯贤亮教授的力作《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以历史地理学的独特视角，解开了这一历史之谜。这部学术著作在大量地方志、笔记、碑拓、水利档案和民间契约的基础上，呈现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环境压力下保持长期稳定与繁荣的内在机制。

翻开历史画卷，江南的富庶令人惊叹。明人李乐在《见闻杂记》中直言：“天下财赋仰东南，东南财赋多出吴郡。”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的记载更为具体：江南赋税占全国十分之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占两浙的十分之九。这片“鱼盐谷粟布帛丝絮之饶，商贾百工技艺之众”的富庶之地，却背负着王朝最沉重的赋税负担。同时，江南的自然环境并非想象中那般温顺。书中揭示，太湖流域在明清时期经历了14次特大旱灾和7次特大水灾。咸丰六年（1856年）的大旱景象触目惊心：“夏秋大旱4月，至八月始雨，蝗”“枝河皆涸，地生毛，禾苗枯槁”。嘉定人王汝润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是年之苦亢旱……河水尽竭”“蝗虫蔽天，自西北至东南……莫大之灾，老年及见，不幸也。”

在赋税最重、灾害最多的双重压力下，江南地区却奇迹般地保持了长期稳定与繁荣，孕育出全国最昌盛的文脉。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冯贤亮教授深入剖析的核心问题。

江南地区河湖密布的地理特征，决定了水利调控在社会稳定中的核心地位。本书突破了传统水利史研究的局限，揭示了明清时期太湖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从宋代以来单治下游三江，发展为上下游区域的综合治理。这一转变在太湖溇港治理案例中得到生动呈现。溇港是太湖流域特有的水利系统，由纵横交错的河道和水闸组成。冯贤亮通过挖掘稀见的水利档案，展示了在溇港疏浚和管理过程中，地方士绅阶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协调上下游利益，平衡排水与蓄水需求，使水利系统成为区域社会稳定的基石。书中还剖析了围绕水利建设产生的三种矛盾：上游治理、下游治理与上下游综合治理间的矛盾；水利设施修建与航运通畅间的矛盾；退耕还湖与农业生产间的矛盾。

本书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揭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府与民间社会三方力量的协调机制。这一机制构成了江南社会应对环境变动的核心控制系统。冯贤亮通过精细的城防案例分析，展示了不同等级城市的防护体系建设：上位治所（府州治）、中位治所（非附郭县治）、下位治所（巡检司等）。在苏州城外修建的枫桥敌楼和木渎敌楼，扼守水陆要道；湖州府城由乌程、归安两县知县分界督造，士绅殷户出力相助；嘉兴府城则由嘉、秀二县各筑一半，每县分二十四段，委派义民监督。

当自然灾害袭来时，三方协同机制展现出强大的应对能力。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江南大水灾后的赈灾过程，堪称传统社会危机管理的典范。在嘉善县，士绅领袖陈龙正要求乡绅富室按合理价格出售存粮。他特别指出：“面对天灾，更需要结人心，救人命，在这种‘消弭挽回’的努力中，‘全赖富贵人’，首在地方官，其次就是乡绅。”陈龙正更将外来徽商纳入赈灾体系，利用典当业积聚的大量米粮作为荒年救助资源。

在冯贤亮构建的三方协同机制中，士绅阶层扮演了“关键齿轮”的角色。这一群体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冯贤亮通过大量墓志铭、书信、日记等私人文献，揭示了士绅阶层的精神世界。他们秉持救死第一要务的理念，在灾荒时将“救人命”置于赋税征收之上，甚至不惜违抗朝廷常规。这种务实精神与道德担当，成为江南社会韧性的精神基础。

冯贤亮教授在《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中构建的“环境-社会-控制”三维分析框架，为理解中国区域社会发展提供了新范式。在学术脉络上，常建华教授指出，这一研究“使得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大为改观，而且对于目前势头正猛的‘治理’研究不无参考价值”。陈宝良教授则认为本书“从纷繁的江南史论著中脱颖而出，别开一个生面，堪称新江南史的一个范例”。这部著作的修订再版，不仅让学界重新审视江南地区千年繁荣的制度密码，也为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治理之道提供了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