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

　　法谚云：“法律不重诵读，而重解释。”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后，大规模创设民事立法规则的时代业已结束，我们要从重视立法论转向重视解释论，建构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法释义学是一门沟通法律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学问。中国的法释义学应当保持下列基本特征：

　　自主性

　　建构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必须持续关照中国实践、时代发展、人类进步，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的方针。中国的法释义学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解决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异域法律文化。我们在建构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时，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和交流的态度，了解全世界法学的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并通过充分交流和借鉴，永葆我国法学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对人类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应当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法治经验和成果，在吸收消化后为我所用，这本身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的组成部分。

　　实践性

　　法学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实践性学问。法释义学只有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才能成为具有生命力、解释力、引领力的理论。我们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法司法实践，每年产生大量的裁判案例。成千上万的鲜活案例为我国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案例是我们在中国构建法释义学的重要本土资源，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法释义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法释义学应当对司法案例保持高度关注，唯有如此，才能发现实践中的新问题并予以回应，了解司法实践中的成熟经验，并从中总结出可供广泛适用的规则。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形形色色的案例给法律解释提出了难题，一些立法者没有考虑到的案件事实发生后，裁判者如何解释法律才能解决相关纠纷，这就需要运用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案例，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提供了可供反思的对象。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之构建，应当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进行提炼，对不足之处进行反思。例如，《民法典》共有28个条款规定了参照适用，而参照适用的方式方法在司法案例中表现各不相同。如何准确理解参照适用的方法，就是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体系性

　　法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主要是因为法学本身具有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全世界来看，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法学在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之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概念、规则和制度，形成了富有逻辑、体系严谨的理论体系。法释义学的体系性，包括解释方法的体系性和价值判断的体系性，具体来说：

　　一方面是解释方法的体系性。这包括狭义的解释方法、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和法律漏洞的填补。目前就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限缩解释、扩张解释、反面解释以及合宪性解释，法学界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但是，对于社会学解释、经济分析等方法能否被引入法律解释之中，仍然存在着争议。尤其是对各种法律解释的功能的运用、程序以及先后顺序，还缺乏共识。漏洞填补的方法，主要是类推使用、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比较法的漏洞填补等，如今法学界也已经就此形成了某些基本共识。如何在采纳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独特的法律解释方法，这是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之构建的重大课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另一方面是价值的体系性。在规范的事实构成与法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关于正义、自由、平等、效率、安全等价值所做的判断。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是指以特定的价值作为标准去裁判争议的个案。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之构建，应当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为根本宗旨。价值决定了具体制度及其法学研究的具体形态和样貌。只有始终秉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才能构建好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例如，《民法典》第1019条第2款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从该条规定来看，在肖像权和著作权发生冲突的情形下，肖像权要优先于著作权受到保护，其背后体现的是人格权保护优先于财产权保护的价值理念。《民法典》规则所体现的不同价值的序位性，也要求在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时，不能仅从法律文本出发进行机械解释，而是应当探究《民法典》规范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各种法律解释方法解释和适用法律。

　　开放性

　　首先，法学应当与社会变迁保持同步。社会不断发展演进，法学也应持续适应新兴业态、新技术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类新问题。例如，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这些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也给现有法律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例如，数据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数据作出专门的规定。法释义学需要以《民法典》等基础性法律为依据，结合数据自身的特征，对数据确权和数据流通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探索。其次，构建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要向所有的社会科学开放。在法释义学中，应当积极引入社会科学的视角，借鉴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解释方法，拓展目的解释的内涵。讨论立法目的时，不应仅停留于文本层面，而应结合价值判断，构建法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以经济分析的解释路径为例，在反垄断法中，对何谓“市场支配地位”的解释，便需要结合经济学分析。例如经济学家认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导致价格提升至竞争水准以上、降低产量、削弱创新及其他降低消费者福利的损害。这种交叉学科的方法丰富了法释义学的内涵，是德国传统的法教义学未能充分顾及的重要补充。

　　共识性

　　法释义学应当是对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须建立在经验和逻辑的基础上，应当在各种方法的运用、各种方法的体系构成以及适用范围、适用程序等方面取得共识，而不能由不同的法官完全各说各话，否则必将损害法的安定性。法释义学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形成对方法及其运用的共识，此种共识对于保障依法公正裁判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费希指出，法律共同体应当成为“解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存在一些公认的、约定俗成的标准……这些标准告诉共同体的成员，哪种法律论据是有说服力的，哪种论据处理方式是可接受的，哪种思维方法是可以在同僚中取得共鸣的。”通过形成具有共识的解释方法和规则，并将其运用于实践，才能使相同问题基于法释义学的通说而得到相同的处理。

　　中国自主的法释义学，是兼具本土性与借鉴性、继承性与超越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知识生产行动，是立足中国实际、着眼人民需求、回应时代变革、回答实践之问的真学问、大学问。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