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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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玉峰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之甥，与弟弟徐元文、徐秉义皆官贵文名，“三徐”之名艳称一时，朱彝尊曾言“三徐进而海内之士靡不登进，非三徐无以博揽海内之才”（《徐母顾太君寿序》），而徐乾学“尤能交通声气，士趋之如水之赴壑”（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故其以门第极隆，宾客极盛为士林所宗。康熙九年（1670），徐乾学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入值南书房，“凡朝章国故之巨，郊庙礼乐制度之沿革，廷议纷挐，必折衷于公”（宋荦《憺园文集序》）。作为重要的文学词臣，徐乾学先后受命主持编撰《明史》《大清一统志》《读礼通考》等官修典籍，其幕府一时有“龙门”之目，著名学者如万斯同、毛奇龄、阎若璩、胡渭、顾祖禹、黄百家等俱入其幕襄助修书，徐世昌曾言：“康熙朝文治昌明，儒臣承流宣化……健庵博识，多通史学、舆地、礼制、掌故，延纳众长，规模宏大，乾嘉学派之先声于此肇焉。”（《清儒学案》）其幕府遂成为“清代第一个重要学人幕府”（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同时，徐乾学幕府文人圈也促进了清初诗学风气的嬗变，检视其幕府交游网络，朱彝尊、陈维崧、王士祯、纳兰性德、汪懋麟、查慎行、邵长蘅、姜宸英、洪昇、汤右曾、吴绮、裘琏、李良年等诗坛名家亦在列，实际上徐乾学利用自己主持风会的地位，借助其幕府的诗学活动，对诗学风气由“宗宋”转为“宗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徐乾学在京师的“碧山堂”，昆山的“遂园”“憺园”，私家图书馆“传是楼”以及设在洞庭东山的史局等，不唯是幕宾修书、研史的学术中心，也是重要的“文学场”。随着清王朝平定三藩，召开博学鸿词科、设《明史》馆，“文治”亦随“武功”而强化，黄宗羲曾致书徐乾学云：“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外，怀音革状。皇上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也。”（吴光《黄宗羲南雷杂著真迹》）故徐氏幕府可说是应时而生，其以文学受知，登高而呼，“为众所奉，号为党魁”（《清诗纪事初编》），又能奖拔寒畯，加之与顾炎武的甥舅关系，使其在士林中“有人伦水镜之目”（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一时庶几之流，“山林遗逸之老，不远千里乐从公，后生之才进者，延誉荐引无虚日”，其府邸“客至恒满不能容，移就另院以居之”（韩菼《徐公乾学行状》），查慎行“书局频开邸第中，桓厨邺架许谁同”（《呈玉峰少宗伯徐公》）之句正是写照，洪昇诗云“二十余年朝宁上，九州谁不仰龙门？三千宾客皆推食，八百孤寒尽感恩”（《上徐健庵先生》），也颇能反映士林对徐乾学庇佑遗逸、宏奖寒畯的感怀。其幕府文人圈也得以沟通朝野、联络遗民，既能涵养人才助他邀得清誉，又能起到羁縻人心的作用，也使其通过幕府文人网络对诗学风气嬗变施加影响成为可能。

  其次，徐乾学论诗力主唐音，邓汉仪曾指出其“诗以汉、魏、四唐为主，不杂宋人一笔。是能主持风气，不为他说所移者”（《诗观二集》），加之他门生故吏遍天下，故“言论所及，为艺林所宗”（王晫《今世说》）。蒋寅指出“当时支配诗坛、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应该说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施闰章、冯溥、曹溶、徐乾学等由明入清的达官”《清代诗学史（第一卷）》，时人方象瑛也论及：“若夫名卿巨公，其人既系天下之重轻，其诗亦遂移易天下之风气”。（《大司农梁先生诗集序》）其实，徐乾学论诗虽然尊唐却不黜宋，他认为宋诗也不能一概否定，其在《宋金元诗选序》中说：“唐以后无诗之说，予心疑之久矣。文章之道以变化为能，以日新为贵”“不可以格调拘，不可以时代限也”，可见他的诗学观还是比较通达的，他认为宋元人之诗“风调气韵诚不及唐，而功深力厚多所自得”，但他始终认为唐诗才是正则，尤其是面对清初宗宋诗风时，他态度鲜明地申明了自己的主张：“近之说诗者，厌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为归，孰知宋以诗名者，不过学唐人而得焉者也。”（《渔洋山人诗集序》）究其原因，“宗唐”“宗宋”所关乎的不仅是个人的审美趣味，更是安危治乱之理的体现，所谓“无论诗格有升降，即国运盛杀，于此系之，不可不饬也”（毛奇龄《西河诗话》），即诗风与世风相联系，这正是徐乾学等人在翰林院学习的结果。正如《御制全唐诗序》中明白指示的“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其根本还是强调“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而忧思感愤的宋诗“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施闰章《佳山堂诗序》），所以徐乾学强调诗歌用以“鸣国家之盛，宣忠孝之怀，此其本也（《随辇集序》）”，也是在为官方“宗唐祧宋”之旨做注解。

  再次，徐乾学声望既隆，“宾客之盛，一时无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通过其幕府文人圈，他将翰苑宗唐诗风广泛传播开来。康熙二十年（1681）冬，幕客吴乔寓徐乾学宅邸，其所撰《围炉诗话》《答万季野诗问》即针对当时宗宋诗风提出了尖锐批评，据吴乔自序云：“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其有及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围炉诗话序》）序中“东海”即徐乾学，“诸英俊”当指徐氏三兄弟及徐乾学幕中宾客，此诗话正是诸人煮茶论诗的笔录，其主旨即是宗唐抑宋。在《答万季野诗问》中吴乔更是说出了“唐诗如父母然，岂有能识父母更认他人乎”的极端话语，徐乾学门生纳兰性德也认为“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人比兴已少”（《渌水亭杂识》），亦将宋诗置于乙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徐乾学与王士禛交往密切，他对于王渔洋“神韵说”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关键的导向作用。王士禛晚年曾对自己平生论诗做了回顾，其自言“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俞兆晟《渔洋诗话序》）的时期，是康熙四年（1665）入京到康熙二十年（1681）任国子祭酒前后，而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后，宫廷中的唱和活动明白指示了朝廷对宋诗的排斥，故毛奇龄《西河诗话》中有“予入馆后，上特御试保和殿，严加甄别。时同馆钱编修以宋诗体十二韵抑置乙卷，则已显有成效矣”的载述。所以徐乾学、毛奇龄、施闰章等在康熙十八年（1679）后多次抨击宋诗风，王士禛任国子祭酒后，听从徐乾学的劝告，适时调整了自己的诗学立场，标志性的事件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徐乾学与王士禛、陈廷敬、王又旦、汪懋麟在京师城南祝氏园亭的雅集。席间徐乾学等人称王士禛诗为“国朝正宗，度越有唐”，而王士禛门人汪懋麟却说“诗不必学唐，吾师之论诗未尝不采取宋、元”，徐乾学马上反驳其升堂而未入室，指出王士禛“惟七言古颇类韩苏”“而体制风格未尝废唐人之绳尺”，并劝王士禛“仿钟嵘《诗品》、杼山《诗式》之意，论定唐人之诗，以启示学者”（徐乾学《十种唐诗选跋》）。王士禛接受了徐乾学的建议，先后编选了《十种唐诗选》《唐贤三昧集》《万首唐人绝句选》等选本以示尊唐，“力挽尊宋祧唐之习”（宋荦《漫堂说诗》），并最终形成了“神韵说”。

  综上所述，徐乾学好交乐善，推奖士类，“以文章声气笼盖一世，海内名士奉为宗”（《碑传集》），入其幕府或与其交游者“如百川之赴巨海”（《今世说》），使得其府邸成为清初重要的思潮生产与传播中心。作为清初最耀眼的文学侍从之臣，徐乾学敏锐把握住了官方所期待的时代艺术理想，并借助其幕府文人圈将其播衍开来，为主流诗学“尊唐祧宋”的转向助力，这是应当予以关注的。

（作者：侯冬，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