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

转自：经济日报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动全球超大城市发展，目前全球有34个超大城市，预计到2030年将上升到43个。中国是全球超大城市数量最多、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国家。住建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22个超大特大城市，其中，超大城市10个、特大城市12个。需正确认识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提升治理水平。

超大特大城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引领者，其高效治理面临特有的复杂性。超大特大城市凭借经济集聚效应和产业协同等优势，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增长、促进科技创新的动力引擎。据统计，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市域常住人口、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22％、35％、58％，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尤其是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超大特大城市展示出较高竞争力。

经济高集聚性、空间开发高强度性、人口数量高规模性、群体需求多元性、社会要素高流动性、信息数据网络高互通性等特点，决定了超大特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在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安全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等方面，承受着较大压力。

近年来，全国超大特大城市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因地制宜深化改革，综合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精准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及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实有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大力开展“15分钟公共服务圈”建设，较好解决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实现从“人找政策、人找服务”向“政策找人、服务找人”转变，公共服务普惠性、可及性、公平性显著提升，市民生活品质不断改善。在多个超大特大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覆盖金融、教育、医疗健康、数字服务等关键领域，更好满足不同收入群体多样化需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活力不断释放，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未诉先办”机制，上海的“多格合一”街区治理，深圳的“民生微实事”改革等新举措，形成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局面。

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程度。紧跟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发展趋势，促进数智技术和城市治理深度融合。例如，上海“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实现政务服务从“能用”向“好用”转变，加快法治、公安、应急、公用设施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依托“气象先知系统”数字化应用场景，上海市气象局从台风影响的事前、事中、事后各个阶段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和各部门提供智能化分析及预警预测手段，为防御台风提供保障。

完善以超大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治理体系。推进“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的跨界治理，是国内许多大都市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亟待破解的重大治理命题。截至2025年5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聚焦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等“8＋N”重点领域，累计形成154项制度创新经验，已有57项面向全国复制推广；京津冀大都市圈加快推进交通互联、产业共兴、民生共享，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南京都市圈党政联席会议为推动跨区域规划有序衔接、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这些新型跨区域治理给大都市圈人民群众带来了可感可及的实惠和便利。

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和城市人口增加，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治理仍面临短板。一是城市治理的科学性、高效性、韧性水平有待提升。当前，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在特大城市交织并存，各种看不见、想不到的风险多发高发，对城市治理战略性、预见性以及灵活性、有效性提出更高要求。二是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能力有待增强。超大特大城市中部分老年人、残疾人、新就业群体以及其他弱势群体还不能充分获得高品质的服务和保障，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面临一些难题。三是物业管理领域存在矛盾纠纷，短板效应凸显。停车难、电梯维护不到位等问题普遍存在，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物业公司、居委会、业委会之间关系不顺，影响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四是条块结合的跨部门综合治理机制尚不健全。虽然实践中形成一些跨界治理的创新方法，但面对越来越多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复杂治理问题时，各自为政、九龙治水的局面依然存在。需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治理方式，补齐短板弱项，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综合治理效能。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