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淮南日报）

考烈王迁都寿春：

楚文化的集纳与《淮南子》成书的文化根基

沈国冰

楚国自江汉平原崛起，历经八百余年兴衰，最终在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完成了其文化历程的最后辉煌。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熊完，武王墩墓主人，楚国迁都寿春的组织实施者，楚国迁都寿春后的第一任楚王）迁都寿春，不仅标志着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更象征着楚文化与淮夷文化的深度融合。这一文化融合过程为西汉时期《淮南子》的编纂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本文将从楚国迁都寿春对楚文化的集纳作用、寿春作为楚文化最后积淀地的独特地位，以及寿春文化积淀对《淮南子》成书的支撑等方面，探讨寿春在楚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关键角色作用，揭示《淮南子》这一“绝代奇书”背后的文化脉络。

一

楚国东迁与寿春作为文化熔炉的历史进程

楚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迁徙与扩张的史诗。从最初的“荆楚”到后期的“淮楚”，楚人完成了从江汉平原向淮河流域的战略转移，这一过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拓展，更是文化版图的重构。

公元前700年左右，楚武王、楚文王相继北上中原，同时沿淮水东下，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江淮地区。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委派楚令尹孙叔敖主持修筑芍陂（安丰塘），标志着楚国开始对淮南地区（此处为广义上的淮南，即淮河以南）进行系统性开发。这一水利工程不仅改善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更为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扎根提供了物质基础。

寿春的战略地位在楚国东迁过程中日益凸显。公元前241年，面对秦国日益逼近的军事压力，楚考烈王最终将都城从陈（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迁至寿春，史称“寿郢”或“寿春郢”。这一决策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寿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地处淮河中游南岸，控扼江淮要冲，既有芍陂水利之便，又可依托楚山（西汉时得名八公山）为天然屏障，形成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两岸不如安丰塘畔”的富庶局面。

楚文化在寿春的集纳过程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首先，随着楚国贵族、官僚系统和大量移民的迁入，江汉地区的核心楚文化被整体移植到寿春。楚辞的瑰丽文风从江汉平原“吹”到淮河流域，极大影响了当地文学艺术创作。其次，楚文化与当地淮夷土著文化经过长期碰撞与融合，形成了以寿春为中心的特色鲜明的江淮楚文化。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如青铜器形制的演变，更反映在精神文化领域，如礼俗、信仰和艺术表达的创新。

春申君黄歇的经营为寿春文化增添了重要维度。公元前262年，黄歇被考烈王任用为楚令尹，赐淮北地十二县为其封地。据考证，春申君的封地“淮北地十二县”，包括下蔡县、申县等县在内，春申君改下蔡（此前名为州来）为寿春，作为自己封地的治所，进行了历时十五年的进一步营建。公元前248年，春申君主动献出淮北地十二县封地，考烈王将淮北地十二县设郡，同时委派春申君对寿春进行了七年的大规模营建，为楚国迁都寿春作准备。春申君黄歇请封江东，营建城池、发展经济、惠及百姓，使江东地区成为楚国稳定的战略后方。在如今上海、苏州、无锡、湖州一带，春申君治理申江，疏通河道，抑制水患，种植水稻，政绩显赫，使江东地区成为楚国粮仓，“太仓”的地名据说由此而来。这一系列开发活动不仅扩大了楚文化的辐射范围，也为后来《淮南子》中蕴含的多元文化视野奠定了厚实基础。

寿春作为楚国最后都城的十八年（公元前241年-公元前223年。学界也有“楚国以寿春为都十九年”之说，因算法不一导致。但学界比较趋于一致认同“楚国以寿春为都十八年”之说），虽然短暂，却完成了楚文化最后的升华与定型。在这期间，寿春不仅是楚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更成为楚文化创新的熔炉。江汉文化与淮夷土著文化在这里经过长期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寿春城为中心的特色鲜明的江淮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灿烂篇章。这种文化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为西汉时期《淮南子》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养分。

二

寿春：楚文化最后的积淀地与承载者

寿春作为楚国最后的都城，不仅见证了楚国的衰亡，更成为楚文化最后的“保险柜”，保存并发展了楚文化的精髓。

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率领的秦军攻破寿春，楚国的最后一任楚王负刍（楚国迁都寿春后的第四任楚王）被秦军俘获并被押往咸阳，楚国的政治生命宣告终结，但楚文化却在寿春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并通过各种形式得以延续。正如史学界所言：“江汉流域是楚头，江淮地区是楚尾。”寿春完美地承担了楚文化传承者的角色，将八百年的楚文明积淀转化为持久恒远的文化影响力。

考古发现充分证实了寿春作为楚文化最后积淀地的地位。二十世纪以来，安徽省境内以寿县为中心陆续发现了众多楚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1933年和1938年，当时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幽王熊悍（考烈王之子，楚国迁都寿春后的第二位楚王）墓出土了包括楚大鼎等重要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文物开启了现代楚文化研究的先河。长期以来，楚大鼎被公认为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圆形青铜鼎，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器铸造工艺，一直是安徽省博物院镇院之宝。直到2024年武王墩一号墓（楚考烈王墓）出土的青铜大鼎（楚王鼎），打破了楚大鼎保持的纪录，取代楚大鼎成为我国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圆形青铜鼎。1955年，寿县寿春镇发现的春秋时期蔡昭侯申墓出土文物580余件套，绝大部分为青铜器，同属楚系文物。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文物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上乘，充分展示了楚国晚期在寿春地区的文化繁荣。

物质文化的传承在寿春表现得尤为突出。寿县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出土文物种类繁多，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金银器等。其中，楚金币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20世纪50年代至今，寿春城遗址及周边地区三次发现金币窖藏，总计195件、总重量近20千克，品种丰富，数量为全国之最。这些金币含金量普遍较高，反映了楚国晚期尽管面临政治危机，但经济实力依然较为雄厚。此外，寿县还先后出土鄂君启金节、大府铜牛等大量举世瞩目的楚国重器，这些实物证据无不彰显寿春作为楚文化最后积淀地的独特地位。

语言与地名的延续是楚文化在寿春地区持久存在的鲜活见证。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楚国贵族出逃后，散居四方，落户之地仍然不忘郢都。淮南市（含寿县）以及江淮间，出现了无数以“郢”为名的村落。时至今日，这一文化现象依然在安徽省地名中得以保留。除了“郢”这个地名的楚文化“活化石”，还有楚地方言的“活化石”留存：淮南地区（此处为狭义上的淮南，即今淮南市域）有个边界清晰的“方言岛”，虽然地处江淮官话区，却顽固地坚持和呈现“h”“f”发音不分，这种独特而迥异的语言现象，在江淮地区殊为罕见，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江淮官话区“淮南方言岛”。此前，学界对这一独异语言现象的成因百思不得其解，十分困惑，也成为一大悬谜。随着武王墩考古发掘和寿春城考古的不断推进，学界发现“h”“f”发音不分，在荆楚广大地区很普遍。由此推断，考烈王迁都寿春，把“h”“f”发音不分的方言特征带到了寿春，在寿春扎根、延续至今。学界进而进一步推测，“h”“f”发音不分的语言特征，或许就是楚国官方语言的特点，说不定考烈王也是“h”“f”发音不分。这是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后，楚文化在寿春的鲜活留存。这种语言特征的保留，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阻隔，成为楚文化生命力接续传承的最有力证据。由此，困扰学界已久的淮南地区“h”“f”发音不分的“方言岛”悬谜，终于得到了科学破译。

礼俗传统的坚守反映了楚文化在寿春地区的深层影响。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楚人并不太重视冠礼，而对于婚礼、丧礼、祭礼则比较重视，且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内容习俗。《寿州志》记载：“婚礼，论门第、辈行，重媒妁、通婚启，问名、纳采，动必遵礼；搢绅有亲迎者，拜堂，合卺……”通过这些习俗以及相应的仪式内容的记述，仍然能够感受到楚人对文化习俗的坚持。这种礼俗传统在寿春地区得以传承和延续，在今天的寿县，这些礼俗仍然保留着并被遵循。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建立是对寿春作为楚文化积淀地地位的官方认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县级博物馆。该博物馆建筑设计充分考虑寿春古城、楚文化等元素的提炼与重现，以“四方筑城”“现代院落”“荆楚高台”“楚风汉韵”为展示意愿，通过“城墙”“城门”“瓮城”等区域标识，利用色彩、形制、材质的有机组合，打造出既有现代气息，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标性建筑。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由“安徽楚文化”“寿县文明史”“寿县寿文化”三部分组成，其中楚文化陈列主要包括立国江汉、东进江淮、徙都寿春、楚韵悠长四个单元，系统展示了楚文化在寿春的积淀过程。

寿春的城市建设成就代表了楚文化的最高水平。业内专家认为，江淮楚文化最大成就体现在水利科学和城市建设上。楚庄王时，楚令尹孙叔敖在寿春南主持修筑了芍陂（安丰塘），芍陂后来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寿春的城市建设在当时更是罕见的，街道和水道的规划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淝水、芍陂等水从水门引入城中，城内水流交络，舟楫如梭，商贾云集。在2000多年前，寿春城已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这种城市规划的先进理念为后来《淮南子》中的治国思想提供了现实参照。

寿春对楚文化的积淀和承载不是被动保存，而是创造性转化。楚国迁都寿春后，面对新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语境，楚人对自身文化进行了调适和创新，形成了既保留楚文化核心特质，又吸收淮夷文化元素的“淮楚文化”。这种文化转型不仅延续了楚文化的生命力，更为西汉时期《淮南子》的诞生准备了文化条件。寿春因此不仅不是楚文化的“终点站”，更是楚文化向更高形态发展的“中转站”。

三

武王墩文物：楚风嬗变与融合的立体画卷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文物种类之丰、等级之高、工艺之精，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不仅彰显了楚国最后的王室威仪，更如一部立体的史书，生动展现了楚文化在寿春的嬗变轨迹与深厚积淀。

漆木之华：楚魂的坚守与技艺的突破。漆器是楚文化最璀璨的标识之一。武王墩出土的漆器数量庞大，品类涵盖耳杯、豆、盒、几、案、俑及精美的漆木棺椁。它们继承了楚漆器一贯的浪漫主义气质——神秘诡谲的云气纹、灵动飘逸的凤鸟纹、充满张力的龙蛇纹，在朱黑金彩的交织中继续舞动，诉说着楚人对天地神灵的瑰丽想象与“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基因。

然而，仔细观察纹饰细节与器型设计，融合的迹象清晰可见。

纹饰之变：部分漆器纹样中，中原青铜器上常见的蟠螭纹、窃曲纹元素被巧妙融入传统楚式云凤纹骨架，线条更显规整与秩序感。一件彩绘漆盾上，楚式凤鸟与带有明显中原风格的瑞兽同框共舞，形成奇妙的和谐。

技艺之精：多层髹漆、精细针刻、金银釦饰等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一件漆木瑟上，针刻的狩猎场景线条细若游丝，人物动物形态逼真，其写实风格透露出中原绘画的影响。而大量使用金箔、银箔贴饰，则可能吸收了北方草原或中原地区的奢华风尚。

器用新象：出现了更多适应宴饮、起居需求的实用器型，如大型宴乐用案、多层套盒等，反映出生活方式的细微变迁与对实用功能的重视提升。

这些漆器，是楚魂在寿春依然炽烈燃烧的明证，同时其纹饰、技艺、功能的微妙变化，也如“文化年轮”般记录了与异质文明碰撞交融的痕迹。

青铜重器：礼制坚守与世俗精神的交织。青铜礼器作为王权与等级的象征，在武王墩墓中占有核心地位。出土的升鼎、簋、尊、缶、编钟等，器型硕大，铸造精良，铭文清晰。鼎簋组合严格遵循周礼，铭文中“楚王酓前”的称谓，彰显着楚王室在风雨飘摇中仍竭力维系着宗法礼制的正统性，是其文化归宿中对“身份”与“秩序”的执着坚守。

但青铜器的细节处亦涌动着新风。

铭文内涵：兵器或工具上的铭文，不再仅仅记录王侯功绩或祭祀祷词，出现了关于器物所属官署（如“冶尹”“库”）及工匠名字的记录，反映出官僚制度与手工业管理的精细化，透露出务实倾向。

装饰趣味：一些小型青铜构件或饰件上，出现了更生活化、更活泼的动物造型（如蹲坐的小兽、飞鸟），工艺上则偏爱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华丽技法。这种对精致与趣味的追求，与战国晚期社会风尚的世俗化趋向相吻合。

技术交流：合金配比科学，铸造技艺炉火纯青。尤其失蜡法铸造的复杂构件（如某些器物的钮、足），其技术可能受到中原或南方吴越地区先进工艺的启发与推动。

青铜器在武王墩墓中的双重面孔——宏大的礼制象征与精微的世俗趣味并存，正是楚文化在寿春时期“守其本而纳其新”的生动写照。

丝织霓裳：技术巅峰与艺术交融。尽管丝织品保存极为困难，武王墩墓仍奇迹般出土了大量丝织物残片及清晰的纺织物痕迹。初步观察显示，其种类涵盖绢、纱、绮、锦，甚至可能包括高级的刺绣和经编织物（类似“绦带”）。其经纬密度之高、色彩之丰富（朱砂红、靛青、石黄等）、纹样之复杂（几何纹、龙凤纹、鸟兽纹），代表了战国晚期纺织技术的巅峰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几何纹锦的构图方式（如菱形骨架内填充小单元纹样）与同期北方中山国等地出土的织锦有相似之处；而一些更为灵动写实的鸟兽纹样，则明显继承了楚地自由浪漫的传统。寿春作为枢纽，使楚国的丝织工匠得以接触、吸收不同区域的纹样风格与技艺精华，最终织就了这件融合多元审美、登峰造极的“霓裳”。它们不仅是王权的华服，更是文化交融的“锦绣画卷”。

简牍遗墨：制度调适与思想交响。武王墩一号墓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数量可观的竹简和木牍。虽其内容尚在紧张释读中，但从已披露的少量信息及同类楚墓（如包山、郭店）简牍推测，其内容极可能包含：

遣策：详列随葬物品清单，是研究当时物质文化、礼制、名物制度的直接史料。

法律文书与行政档案：可能涉及封君管理、司法案例、经济契约等，为研究楚国晚期在寿春地区的实际统治模式、社会结构变迁提供核心证据。

卜筮祭祷记录：延续楚地浓厚的巫风传统，反映其精神世界。

思想典籍：存在发现道家（如《老子》）、儒家或其他学派文献的可能性，有助于了解寿春时期楚国上层的思想状况。

这些墨书文字，是楚国在寿春进行制度调适、管理江淮新领土的直接记录，是其文化积淀中最为理性与务实的层面。它们如墓主人的“政务笔记”和“精神日记”，为我们理解楚国最后岁月如何运作、如何思考提供了最权威的“内部声音”。

透过武王墩文物的万花筒，楚文化在寿春的归宿与积淀呈现出清晰而深刻的图景。

归宿：非消亡，在融合中升华。武王墩文物雄辩地证明，迁都寿春后的楚文化绝非走向僵化或简单复制郢都时代。它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吸收中原礼制的秩序感、淮夷吴越的技艺精华，甚至北方草原的装饰风尚。这种融合不是被同化，而是以强大的楚文化基因为主体，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创造性转化”。其精神内核——浪漫的想象力、对神灵世界的敬畏、对生命律动的热爱依然鲜活，但外在表现形式更加多元、精致，更适应新的地域与时代需求。楚文化在寿春找到了新的存在方式，实现了精神的涅槃与升华。

积淀：江淮沃土的文化基因库。寿春作为楚最后的核心，汇聚了楚国八百年文明积累的最高成就（如漆器、丝织、青铜铸造技艺）以及融合创新的精华。这些物质与精神财富并未随楚国的灭亡而消散。它们深深植入江淮大地，成为后世区域文化的“基因库”。汉初淮南王刘安都寿春，其门下宾客编纂的《淮南子》，其思想之博杂、文风之瑰丽，依稀可见楚文化的流风余韵。寿春及周边地区（如长丰杨公、六安等地）出土的众多带有浓厚楚式风格的西汉墓葬文物，更是楚文化积淀延续的直接物证。楚的凤鸟纹饰、漆器工艺、音乐传统，通过寿春这个节点，持续滋养着后世中华文明。

武王墩大墓的开启，如同点亮一盏穿越时空的灯，照亮了楚国在寿春最后岁月的壮丽背影。这些琳琅满目的出土文物，绝非一个古老文明临终的哀鸣，而是一曲在逆境中融合创新、在绝境中积蓄力量的雄浑交响。它们清晰地昭示：楚文化的归宿，不是悲壮的终结于寿春城下，而是在江淮大地的熔炉中淬火重生，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升华；其深厚的积淀，更如不竭的甘泉，默默滋养着后世文明的根系。

四

《淮南子》成书的寿春文化根基

《淮南子》这部被誉为“绝代奇书”的鸿篇巨制，其诞生绝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寿春地区丰厚的楚文化土壤之中。

公元前203年，汉高祖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首置淮南国，都六（今安徽省六安市）。公元前196年，封刘长为淮南王，都寿春。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将淮南国一分为三：淮南、衡山、庐江，分别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刘长的长子刘安继任淮南王，都寿春。刘安在担任淮南王（公元前164年—公元前122年）的42年间，在这片楚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上，招揽“天下俊伟之士”千人之多，组织编撰了《淮南子》。这部著作成书于楚文化转化期结束和楚文化嬗变期终止的汉武帝时代，堪称楚文化在汉代的最高理论成果。

要理解《淮南子》的思想内涵和文学特色，必须追溯其与寿春楚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

楚辞文学传统的直接影响在《淮南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楚文化学者认为，楚辞的瑰丽文风从江汉平原“吹”到淮河流域。汉代的文人继承了楚辞文风，并且有了新的发展。汉淮南王刘安不仅喜爱楚辞，而且是辞赋行家里手，他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同时也是出色的文学巨制，现存二十一篇，以辞赋体叙事论辩，纵横捭阖，极富文学色彩。刘安本人对楚辞的研究颇有造诣，公元前139年，时年41岁的淮南王刘安入朝时，年轻的汉武帝曾请他撰写评论《离骚》的文章，这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评论《离骚》的文章，为后世对屈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淮南子》中蕴含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瑰丽想象，与楚辞文学传统一脉相承，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学风格。

道家思想的承续与发展是《淮南子》与楚文化联系的另一重要维度。楚文化历来与道家思想关系密切，老子、庄子均为楚人，其思想在楚国影响深远。《淮南子》以道家理论为主，兼收儒、墨、名、法、阴阳各家理论，具备先秦子书所没有的多元色彩。全书以“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开篇，提出“道”调摄万物，包裹天地，是自然万物运行的根本指归。这种对“道”的阐释既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又结合了楚文化中的宇宙观，形成了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在天地未形成之前，整个宇宙是浑然一体的‘虚霩’，这种形态称为‘一’。道生‘一’，‘一’生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种思想体系与楚文化中的神话思维和自然崇拜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神话传说的保存与创新体现了《淮南子》对楚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淮南子》中保存有大量神话传说，被视为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渊薮之一。书中完整记录了中国古代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后羿射日。这些神话多承继自《山海经》《楚辞》及《庄子》等书，并对先代神话进行增补，有着鲜明的庄、楚浪漫主义特征。寿春作为楚文化最后的中心，保存了丰富的楚地神话和民间传说，为《淮南子》的神话叙述提供了鲜活素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并非简单记录这些神话，而是将其纳入哲学思考的框架，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体现了楚文化善于创造性转化的特点。

科学技术成就的总结反映了寿春地区楚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精神。《淮南子》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不容忽视，它第一次完整、科学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这一体系在公元前104年被编入太初历，至今已两千多年，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遗名录”。此外，《淮南子》中还包含了丰富的光学、化学、天文学知识，如在《兵略训》中有关于彗星的运行记录；在《淮南万毕术》中，对光学加以研究和利用，制作出“冰透镜”；在化学方面的贡献则集中在炼丹术、炼金术等方面。这些科技成就的取得与寿春地区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楚国在寿春时期修建的芍陂水利工程代表当时先进的水利科技，而寿春城的科学规划也反映了楚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智慧。这种重视实用技术的传统在《淮南子》中得到了理论提升。

政治理念的形成深受楚国治国经验的影响。《淮南子》倡扬“安民”“利民”“富民”的政策，把“民本”思想落到实处，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书中还有独树一帜的法治思想，与法家的严刑峻法不同，认为法律来源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和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也是“无为而治”治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治理念的形成与楚国特别是寿春时期的治国实践密切相关。春申君黄歇在寿春和江东地区的治理，注重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使江东变成楚国稳定的战略后方，这种治国经验无疑为《淮南子》的政治思想提供了历史参照。同时，楚国在寿春时期的最终衰亡也为《淮南子》反思治国之道提供了反面教材。

多元文化融合的视野是《淮南子》最显著的特征。这一特征正源于寿春作为文化交汇点的独特地位。寿春地处江淮之间，既是楚文化的最后中心，又受到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淮夷文化的多重影响。《淮南子》以道家理论为主，兼收儒、墨、名、法、阴阳各家理论，具备先秦子书所没有的多元色彩，这种学术包容性正是寿春文化多元特质的反映。刘安组织各方人员编撰《淮南子》，其门客中有苏飞、李尚、左吴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这种多元背景的学术团队能够在寿春形成并发挥作用，本身就说明了寿春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淮南子》的成书标志着楚文化在汉代的创造性转化。梁启超评价：“《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适则称《淮南子》为“绝代奇书”。这些高度评价的背后，是寿春楚文化积淀的结晶。《淮南子》虽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未成为官方学说，但它承载的楚文化精神却通过多种渠道渗透到中国文化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寿春作为这一文化转型的地理载体，其历史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永久的确立。

五

寿春楚文化的特质及其对《淮南子》的形塑

寿春作为楚国最后的都城和文化中心，孕育出的“淮楚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思想特质，这些特质深刻影响了《淮南子》的内容构成和思想倾向。理解寿春楚文化的独特品质，是把握《淮南子》思想精髓的关键。淮楚文化既不同于早期纯粹的荆楚文化，也区别于中原文化，而是在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的文化融合体，具有过渡性、包容性、务实性和浪漫性等多重特征，这些特征在《淮南子》中都有充分体现。

过渡性与融合性是寿春楚文化最显著的特质。寿春地处中国南北过渡带，既是地理上的过渡区，也是文化上的交汇点。楚人进入江淮，以其文化影响改变江淮土著文化，而寿春受楚文化的影响尤为深刻。这种过渡位置使寿春成为文化融合的熔炉，楚文化与淮夷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新的文化形态。考古发现证实，在蔡昭侯申墓出土的青铜器中，豆、鉴、盘、匜、尊、簠等器型源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或稍有形变；而鼎、敦、缶等则与楚器相同。这种物质文化的融合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淮南子》的“杂家”特色正是这种文化过渡性的理论表现，它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却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博采众长，形成了“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宏大体系。

务实精神与浪漫情怀的结合构成了寿春楚文化的独特气质。一方面，楚人在寿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城市开发，楚令尹孙叔敖修建的芍陂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另一方面，楚文化中固有的浪漫主义传统在寿春得到了保持和发展，表现为对神话传说的热爱和对自然奥秘的探索。《淮南子》完美体现了这种务实与浪漫的结合：它既有对二十四节气等实用知识的系统总结，又有对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等神话的瑰丽叙述；既包含光学、化学等科技研究，又富有道家哲学的玄思冥想。这种双重特质使《淮南子》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生活温度，既有科学理性，又有人文关怀。

民本思想与法治观念的统一是寿春楚文化在政治领域的突出特点。楚国在寿春时期的统治经验表明，它既注重民生改善，又讲求制度规范。春申君治理江东时，营建城池、发展经济、惠及百姓，使江东变成楚国稳定的战略后方，体现了鲜明的民本取向。《淮南子》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政治理念，倡扬“安民”“利民”“富民”的政策，把“民本”思想落到实处。与此同时，书中还有独树一帜的法治思想，认为法律来源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和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这种民本与法治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既不同于儒家的德治主义，也有别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反映了寿春楚文化在治国理念上的成熟与创新。

自然崇拜与科学探索的并存展现了寿春楚文化对待自然的独特态度。楚文化历来有浓厚的自然崇拜传统，这种传统在寿春时期与对自然规律的理性探索结合在一起。《淮南子》第一次完整、科学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这一农时体系既包含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又保留了祭天敬地的仪式意义。书中关于天文、地理、医学、物理、化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代表了秦汉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但这些科技探索往往与对“道”的哲学思考交织在一起。这种既尊重自然又探索自然的态度，使《淮南子》中的科学论述既有实证性，又有思辨性，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哲学体系。

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平衡是寿春楚文化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楚国在寿春时期虽然国势日衰，但文化上却保持了高度自信，同时又不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考古发现，上世纪以来，舒城、庐江、肥西、寿县等地出土了一批春秋时期群舒国墓葬遗物，不仅具有浓郁的群舒地域文化色彩，同时也兼有楚文化风格，充分反映了楚国统领江淮时期与群舒文化的融合与并存。《淮南子》的编撰团队同样体现了这种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结合：刘安组织“天下俊伟之士”千人之多，这些学者来自不同地域和学派，却在寿春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共同创造了这部思想巨著。

艺术审美与实用功能的融合在寿春楚文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寿春出土的楚国文物既注重实用价值，又讲究艺术表现。如附盖三足羊形铜尊，腹身呈羊首状，羊颈与尊腹相连，羊首面部及羊角线条采用阳刻手法描摹，整件器物造型独特，形态生动；东汉累丝镶宝八龙纹金带扣，纹饰采用隐与现、虚与实的镂空高浮雕立体艺术表现手法，给人以灵动神秘而又飘逸洒脱的艺术感染力。这种艺术与实用相结合的美学观念在《淮南子》中也有体现，书中既有严谨的理论建构，又有优美的文学表达，既有深邃的哲学思考，又有生动的叙事技巧，形成了独特的“文质彬彬”的学术风格。

寿春楚文化的这些特质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有机整体。它们共同塑造了《淮南子》的思想品格和学术特色，使这部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透过《淮南子》，我们可以看到寿春作为楚文化最后中心的独特价值和历史贡献，也可以理解楚文化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寿春楚文化不仅保存了楚文化的精髓，更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楚文化的精神通过《淮南子》得以延续和升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

从寿春到《淮南子》：楚文化的历史转型与当代价值

楚国在寿春的十八年，是其八百年跌宕史诗的终章，却如凤凰涅槃般铸就了楚文化转型升华的辉煌顶点。这段浓缩的岁月不仅完成了从“荆楚”到“淮楚”的文化嬗变，更在烽烟中为《淮南子》这部巨著奠定了思想的基石。寿春，这座淮水之滨的城池，以文化熔炉的姿态将楚魂精魄与淮域风韵交融淬炼，锻造出既葆有楚文化本质又拥抱新天地的文化形态。这一转型及其理论结晶《淮南子》，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与当代价值提供了深邃的历史镜鉴。

地理重构：从江汉到江淮的文化空间嬗变。楚国都城从江汉平原的“纪郢”到淮河岸边的“寿郢”的迁移，不仅改变了楚国的政治坐标，更深刻重塑了楚文化的地理格局与精神疆域。纵观楚人发展史，“荆楚”与“淮楚”构成了其空间播迁的主轴。这一地理转移使楚文化从长江中游的荆山腹地，扩展到淮河流域的广袤平原，从相对封闭的内陆文明转型为更具开放性的过渡地带文明。

寿春“控扼淮颍，襟带江沱”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南北的关键枢纽。它一头挽起淮河上游的中原腹地，一头连通下游的吴越故土，为楚文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辐射空间。春申君黄歇主持开发江东的宏图，更将楚文化的种子播撒至长江下游的沃土。今日上海地区水系名称中顽强存续的“申”字密码——黄浦江曾名“春申江”、申江等地名——正是这段文化东渐历程的不朽铭文。这种由地理位移驱动的文化空间嬗变，为《淮南子》涵摄四方的多元视野奠定了坚实的地域基础。

内涵拓展：多元熔铸下的精神升华。在寿春这座文化熔炉中，楚文化展现出惊人的吸纳与创新能力，突破了固有的江汉传统藩篱，涵化淮夷、中原、吴越等多元文化因子，实现了内涵的壮阔拓展。考古发掘的无声证言，清晰勾勒出这一精神图谱的蜕变：寿春地区的楚墓中，既有传承楚风的升鼎、簠、敦、缶等礼器庄严列阵，又可见中原风格的豆、鉴、盘、匜、尊、簠等器物交相辉映。这种物质遗存的多元交响，正是精神世界包容并蓄的生动镜像。

《淮南子》的“杂家”特质，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在思想领域的璀璨结晶。它以道家哲学为筋骨，却有机糅合阴阳五行之变、墨家兼爱之思、法家治术之要及儒家伦理之善，熔铸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宏大体系。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精辟指出：“《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这种“博大而有条贯”的学术品格，正是寿春时期楚文化历经多元淬炼后升华的理论境界。

功能转型：从王权象征到精神家园的文化涅槃。文化的生命力，在寿春时期经历了从外王到内圣的功能性蜕变。在楚国雄视江汉的鼎盛期，楚文化主要服务于国家扩张的雄心与民族凝聚的意志；而至迁都寿春的存亡之秋，面对强秦压境的铁蹄与内部积弊的深重危机，文化更多地肩负起保存火种与安顿心灵的重任。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的劫火，迫使楚顷襄王仓皇迁都陈城，开启了楚国政治中心东徙的悲壮历程。至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再迁寿春。这一被动迁徙的血泪轨迹，使楚文化逐渐从庙堂之上的国家意识形态，沉淀为维系族群认同的精神家园。江淮大地上顽强存续的“郢”之地名密码，正是楚人通过文化符号进行身份重构与国族记忆守护的无声抗争。

《淮南子》的编撰，在某种意义上接续了这种文化保存的神圣使命。尽管由汉室宗亲刘安主持编撰于汉初，其思想血脉中却奔涌着楚文化的精魂。《淮南子》不仅保存了大量楚地神话、历史典故与哲学观念，更将楚人“大象无形”的宇宙观、“乘天地之正”的自由精神融入体系建构，使楚文化的精神基因在汉帝国的宏大叙事中得以延续与再生。刘安最终因“谋反”罪自杀的悲剧结局，似乎也隐喻了楚文化精神在专制皇权下的永恒困境。

当代启示：转型智慧与文化自信的永恒价值。回望楚文化在寿春的涅槃重生与《淮南子》的横空出世，其历史经验对今日中华文化的发展深具启示意义。其一，它彰显了文化在空间流转中保持主体性并实现创新的强大生命力。楚人迁都寿春后，面对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的巨变，非但未使文化凋零，反而在兼收并蓄中实现了“淮楚”形态的升华，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处理文化碰撞与融合提供了历史范例。其二，寿春时期楚文化的包容气度与《淮南子》的“杂家”特质，揭示了文明对话的重要性。《淮南子》成书于战国百家争鸣余响未绝、汉初思想融合加速的节点，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开放胸襟，证明了不同思想体系完全可以在碰撞中互鉴共荣，形成“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这对当下构建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启发价值。其三，楚文化在困境中实现功能转型的智慧，对当代文化传承极具现实意义。当政治实体面临危机甚至消亡时，楚人通过地名符号、典籍编撰等方式维系文化认同，证明了精神价值可以超越政权更迭而长存。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更需思考如何激活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使其成为民族复兴的深层动力。

楚国在寿春的十八年，是王朝的落日挽歌，却是文化新生的黎明序曲。《淮南子》以其“究天人之际”的宏阔与“通古今之变”的深邃，将楚文化的精魄熔铸为不朽的思想丰碑。从江汉波涛到淮河烟雨，楚文化完成了从地域性文明到中华文明重要支柱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跨越所彰显的包容气度、创新精神与坚韧品格，如淮水奔流不息，持续滋养着中华文化面向未来的自信与活力——当文明的根系能在历史的土壤中不断调适伸展，其生命的华冠便永不凋零于时代的变迁。

摄影  张   越

部分图片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日报客户端

安徽博物院、淮南文旅等

责编  童飞飞

初审  张明星 孙继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