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商业银行杂志）

文_中国工商银行长春金融研修院红色金融团队

　　1929年，漳州古城，一位在百川钱庄任出纳的青年，秘密将银元转移到闽南游击队驻地，他暗自承诺：“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这位时年20岁的青年名叫高捷成。他或许未曾料到，这场秘密资助掀开了他人生的几次关键抉择——从厦门大学经济学子到红军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他34年的短暂生命里，四次关键抉择犹如暗夜星辰，照亮了中国红色金融的开拓之路。

书斋与烽火：经济之才的革命觉醒

　　小学毕业后、成绩优秀的高捷成被保送到省立第三高级中学就读。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阅读进步书籍，参加革命运动，逐渐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17岁的高捷成投身到斗争的洪流中，与进步学生王德等人组织抗争，使“学运”取得了胜利，因工作出色被北伐军介绍到广州学习。回到漳州后，他又立即与地下党同志取得联系，积极奔赴石码海澄开展斗争，不幸被捕入狱，后经保释才被释放。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陷入腥风血雨，中国革命要往哪里走？高捷成和许多其他革命者一样，对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感到迷茫，迷茫中他选择“读书救国”的道路，于1928年闭门苦读最终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然而一年后，由于经济困难，高捷成再次辍学奔赴上海，在中南银行任职期间秘密投身革命洪流，白天是西装革履的银行职员，夜晚则化装成人力车夫，穿梭于街巷张贴革命标语。

　　此刻他面临知识分子的典型困境：是继续求学寻找“理性救国”之路，还是以行动投身血火抗争？他选择了后者。经济学识本为经世致用，当山河破碎，他毅然将理想抱负转化为革命实践——这为他日后铸造金融武器埋下了伏笔。

银庄与枪炮：两万银圆的信用抉择

　　1929年春，高捷成回到故乡漳州，在宗叔高开国开办的“百川钱庄”担任出纳。安稳的金融生涯并未消磨他的革命热忱，当他得知老同学王占春领导的游击队因缺医少药陷入困境时，一个计划在他心中酝酿。

　　当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却因没有急需的药品医治而濒临绝境，高捷成心急如焚。此时他突然想到钱庄里每日贮存的银圆，那些码放整齐的银圆正是革命队伍眼巴巴盼望的救命钱。于是借经管业务之便，他冒着被监禁、判刑的危险挪用钱庄的银两，帮助游击队购买武器和药品，解决日常生活所需，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因其备受钱庄老板信任，挪用钱款一事并未被察觉，于是持续不断的资助被送到了游击队手中，累计两万余元。这笔巨款如同及时雨，使游击队从漳州九湖扩展到漳浦、龙溪等数县，也为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创造了条件。

　　但代价接踵而至。当高捷成随红军前往瑞金不久，讨债者踏破高家门槛，妻子蔡淑珍抱着三个月大的儿子四处躲藏。为了还债，全家变卖了鞭炮厂、房产仍难偿债务，据高捷成的孙子高庆麟回忆，当时全家人省吃俭用，奶奶还接下了很多份手工活，常在油灯下熬到后半夜。

　　1937年，已是红军干部的高捷成从延安寄出第一封家书，信中他称自己是“不肖高家浪荡子弟”，字里行间浸透着愧疚。信中特意提起这笔欠款，“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铭记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当经济学识与革命需求碰撞，面对救亡图存的时局，高捷成选择把支持革命斗争放在了首位。这份对“信用”的另类坚守，恰似投向旧世界的宣言。

亲情与理想：苏区金融的拓荒者

　　1932年4月，红军攻克漳州。为解决根据地困难，需要筹款。在筹款动员会上，兼具本地人脉、革命觉悟和财务经验的高捷成脱颖而出。他穿梭于商会与侨胞之间，在40天内动员各界筹集资金100多万银圆及40多万元物资，其中部分银圆被运到了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创始资本金，对红军长征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高捷成为红军所付出的努力获得了负责财经工作的毛泽民的高度认可和赞扬。由于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急需具备银行专业知识的人才，当红军准备再次出发时，毛泽民极力邀请他前往中央苏区，投身于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事业。

　　同年5月，当红军准备撤离漳州时，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做出人生第三次抉择：告别产后虚弱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随毛泽民奔赴瑞金。在其给年迈父母的拜别信中阐明了自己的志向:“我不是弃家不顾，这是救国抗战、为国牺牲的立志。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这封被泪水浸透的信笺，至今仍在诉说着革命者的情感张力，一个革命者的宽阔胸怀和坚定的革命意志跃然纸上。

　　在中央苏区，他历任宣传科长、会计科长，协助毛泽民完善苏区财政体系，首创红军会计工作制度。长征途中，他担任中央纵队十五大队大队长，带领战士用扁担挑着苏区银行的准备金，翻雪山过草地，掌握“钱袋子”的高捷成精打细算，长征结束时，清点账目，除去征途军需花销，没有丢失一块银圆。当小家温情与民族大义无法两全时，他选择将生命托付给革命事业。

生命与使命：太行山上的金融丰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高捷成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和经济掠夺，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货币体系混乱，币值不统一，这给革命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边区提出了“打造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的策略。1939年，在邓小平举荐下，他临危受命创建冀南银行，出任行长兼政委。

　　冀南银行，对外宣称是八路军工作团，在敌人的封锁线中，高捷成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战时金融模式——马背银行。为了不暴露目标，高捷成对每一个厂址和隐蔽点都进行了实地的反复勘察，印钞厂被建立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和油墨也分散藏匿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主要通过曲折迂回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经常需要依靠人力和马匹运输，日夜兼程，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三个印钞厂一旦遭遇扫荡，能够在3小时内安全转移。同时，冀南银行还开展货币斗争，在冀南币投入市场的时期，市场上流通着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甚至还有伪钞混杂其中。“伪钞是建立在敌人刺刀尖上的票子，是剥削中国人民血汗的工具，必须坚决予以打击。”高捷成提出，必须整顿货币，全边区要由冀南币占领市场阵地，特别是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一个以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

　　正是在这一时期，日军调转兵力北上，对敌后根据地执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导致敌占区面积不断扩大，冀南币价值持续下跌。面对这一局面，高捷成提出，货币市场的稳定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必须支持根据地人民发展生产。几经斗争，冀南币的信誉逐渐提升，流通范围扩大，币值稳定上升，最终确立了作为本位币的地位，服务于200个县市的四千多万人口的经济生活。据传，连敌伪军营中的士兵也偷偷藏有冀南币，有些人甚至将其视为“投降八路军的通行证”。这一金融战线上的辉煌胜利，背后是高捷成及其员工同吃黑豆野菜的日夜坚守。

　　1943年5月14日，生死抉择时刻降临。当日天降大雨，浓雾弥漫，高捷成与战友们在河北内丘县白鹿角村驻扎时，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在危急关头，高捷成果断指挥队伍向村外突围。不幸的是，他被一颗子弹击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通讯员周正云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你要立即突围，把文件和枪拿走，一定要保住文件，这比什么都重要，不要管我！”言毕，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周正云的背上挣脱，周正云含泪遵命，带着文件安全撤离。尽管同志们都成功突围，周正云也脱险了，党的重要文件也得以保存。但子弹穿透高捷成的身躯，日军刺刀扎进了他34岁的胸膛。他用生命捍卫了比自己生命更为重要的金融机密。得知这一噩耗，邓小平深感悲痛：“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损失！”

　　细雨蒙蒙的1943年春日，高捷成用生命完成最后一次抉择。从闽南钱庄到太行窑洞，从苏区账簿到冀南币值，这位“不肖浪荡子弟”的四次重大抉择，勾勒出了一位红色金融战士的成长之路：从厦门大学辍学的救亡自觉，到挪用银庄巨款的革命转化，再到诀别妻儿的赤子情怀，以及最后文件与生命抉择的终极忠诚。如今，当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彰显力量，太行山上那座用生命铸就的金融丰碑，依然在历史深处闪耀着抉择的光芒——那是一代革命者用热血证明的真理：生命的重量，从来不在时光刻度，而在选择时的信仰高度。（执笔：宫楚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