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信是所长亲手交给我的，盖着县革委会办公室的鲜红印章。那年我二十出头，在县招待所当接待员。1976年，县里要召开两干会，所长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小张，你去趟照金代子村，买两只羊回来。”

　　天还没亮透，招待所门前的青石板上还凝着露水。我站在树下等车，手里攥着那张盖着红章的介绍信。远处传来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照金矿的解放牌卡车碾着晨雾驶来。杨师傅从驾驶室探出半个身子，黝黑的脸上挂着熟悉的笑容：“上来吧！”驾驶室里弥漫着机油和旱烟的味道，仪表盘上放着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子，里面的茶水已经泡得发黑。

　　卡车驶出县城，柏油路渐渐变成了砂石路。山路像一条被随意丢弃的麻绳，在群山中蜿蜒盘旋。杨师傅单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不时地擦拭着挡风玻璃上的雾气。经过弯道时，车轮碾过的碎石哗啦啦作响，我死死抓住车门上的把手。

　　代子村藏在大山深处的一道山褶里。十几户人家的土坯房依山而建，斑驳的墙面上还残留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村主任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接过介绍信时对着太阳看了看，仿佛要辨认印章的真伪，随后对我说道：“五块钱一只，都是集体的财产。”羊圈设在打谷场边上，二十多只山羊正在啃食晒干的玉米秸秆，空气中飘荡着青草和羊粪混合的气息。我挑了两只最肥硕的山羊，它们的毛色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村主任突然按住我的肩膀说：“这可是良种哩！"他的眼神里藏着说不清的复杂情绪。后来我才明白，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这些山羊是村里换取化肥的重要物资。

　　回程的路比想象中艰难百倍。两只山羊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个往东拽，一个往西扯。绳子深深勒进了我的手掌，很快就磨出了血泡。走到半山腰时，一只山羊突然趴在地上耍赖，咩咩的叫声在山谷里回荡。我只好把它背起来，另一只这才不情不愿地跟着走。山羊温热的肚皮贴着我的后背，能清晰地感受到它急促的心跳，带着青草味的呼吸喷在我的脖颈上。最惊险的是过那段羊肠小道，左边是刀削般的峭壁，右边是云雾缭绕的深谷。羊突然受惊，猛地向前一窜，我整个人被拽得踉跄几步，差点跌下深沟。慌乱中抓住沟畔里的一丛野枣树，尖锐的枣刺扎进掌心，鲜血顺着指尖滴落在灰白的岩石上。等我爬上来时，的确良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山风一吹，冷得直打哆嗦。

　　看见公路时，夕阳已经染红了西边的山峦。杨师傅的卡车停在一棵老槐树下，他正用沾满油污的棉纱擦拭挡风玻璃。见到我这副狼狈相，他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还以为你叫狼叼去了呢！”说来也怪，一上车两只羊就老实了，安静地趴在车厢里反刍，仿佛刚才的倔强劲儿都是我的错觉。回到招待所天已黑了，我把羊拴在后院树上算是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天还没亮，招待所的厨房里就飘出了羊肉的香味。王师傅把羊肉切成薄片儿，滚烫的肉汤往海碗里一浇，再撒上一把翠绿的香菜。三毛钱一碗的羊肉泡馍，干部们吃得满头大汗。碗里漂着一片晶莹剔透的羊尾油，在晨光中泛着诱人的光泽。

　　那两张五元的钞票，如今想来简直像天方夜谭。多少个深夜，我还会梦见那条崎岖的山路，梦见山羊温热的呼吸，梦见沟畔边上那丛救命的野枣树。

　　去年重访照金，看见一条水泥公路直通代子村，崭新的路灯像珍珠般串在山间。村民们开着农用车下山，车厢里装着整箱的矿泉水。我站在路边，忽然听见远处传来熟悉的咩咩声——一群山羊正在新修的养殖场里悠闲地吃草，阳光为它们镀上了一层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