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主笔 沈彬

近期，一则“亲妈卖掉两个亲生儿，用于打赏主播”的新闻引发公众的关注。

据央视社会与法频道报道，1999年出生的黄某某，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从广西老家来到福州后，没有固定职业，意外怀孕之后，甚至弄不清孩子的爸爸是谁，接连2次生下2名男婴，又2次卖掉了亲生骨肉。其中第二个孩子被她以3.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中介，而后者转手获利10.3万元。办案检察官表示：黄某某卖孩子获得的钱款，全部挥霍掉，用于买衣服、打赏游戏主播等等。

2024年7月，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黄某某犯诈骗罪、拐卖儿童罪，数罪并罚，合计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其中拐卖儿童罪的量刑为四年五个月）。两个被贩卖的儿童已经被警方解救，送到了当地民政部门。

贩卖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构成拐卖罪，因为人不是“商品”，不存在“自产自销”。当父母不能够履行监护责任，将孩子转卖牟利，本身就是将孩子置于危险的境地，这严重破坏了亲子关系和家庭伦理秩序、扰乱人口管理秩序，并易滋生其他违法犯罪，本身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应受惩罚性。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前述司法文件还特别解释了亲生父母出卖骨肉和所谓“送养”的区别，比如：“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等情形，就构成了拐卖罪。

在“人贩子人人喊打”的舆论环境之中，还应该注意到一个客观事实：近年来，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继而被人贩子收买、贩卖，而不是被一般意义上的“人贩子”拐卖。早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负责人就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了这一问题。

也就是说，当下部分“拐卖犯罪”的主体，其实是不负责的父母，为了一点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孩子，不惜割断骨肉亲情，不惜将孩子置于难以预测的风险当中。这既是严重的违法犯罪，又是一场人伦悲剧，而这种犯罪又有着沉重的背景问题有待正视、破解。

这次“亲妈卖两个孩子案”引发了公众关注，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叹其孩子的艰难——一出生就摊上了这么不负责任的母亲，以及不知道在哪里的父亲。

新闻主角黄某某本身就属于社会边缘人群，既是加害者、犯罪者，也是属于被伤害、被忽视的人群。黄某某自身是被收养的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亲对她的教育、关爱偏少，性教育几乎空白，早早离家流浪，终于酿成苦果。黄某某构成拐卖罪，被依法严惩，但是像这样的边缘群体——缺乏生育知识、没有经济基础、不知敬畏法律——依然是治理拐卖犯罪的难点所在。

当“人贩子”和生身母亲合为一体，就要对拐卖犯罪的治理做更深层次的思考；当父母亲充当了拐卖者，解决的措施就不能止于一般意义上的“严刑峻法”。需要全社会将关注投向年轻的边缘人群：他们可能是原生家庭破裂，早早辍学，好逸恶劳，缺乏谋生手段……自己是社会的悲剧产物，却又在复制悲剧。

对“亲妈卖掉两个亲生儿”的特殊拐卖案，应该谴责；但不能止于谴责，还需要强化法治教育，对特定的边缘人群给予更多的关注、教育、救助，实现溯源治理，从根本上治理“父母拐卖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