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均营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拉关系取得历史性跨越式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中拉携手打造20亿人口量级的巨大市场，GDP总量占到全球总量的1/4。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方面，中拉也是不断加强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可以说，在全球政经格局中，中拉的分量不断增强，地位日益上升。新形势下，中拉双方应在提高制度性话语权方面携手共进，加强国际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讲好各自发展和友好合作的故事，有效应对和破解“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陷阱，共同打造“南方话语”新坐标。

亟需突破西方话语垄断

拉美国家独立两百年来，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条曲折道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构建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爆发，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成为主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时推进。世纪之交，拉美兴起了第一波“粉红浪潮”，之后又经历“左退右进”“左进右退”，直到今天的“左右共治”状态。频繁的左右政权更迭，并未能够解决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变化、疫情冲击、内生增长不足等带来的发展困境和治理困境，传统左翼和右翼执政的“政策工具箱”日益告罄。近些年来，在传统左右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和治理模式的倾向愈发明显。在主要左翼大国的合作下，地区团结和一体化建设取得不少进展，独立自主性提高，“疏美、远美、反美”倾向有所上升。当前美国政府推行“新门罗主义”，加大对拉美的干涉和控制，尽管会让部分国家在相关议题上被动妥协，但长期来看只能加剧拉美的反美情绪，拉美独立自主、摆脱美国干涉的步伐不断向前。

经过多年发展，中拉关系变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成熟、更具韧性。“中拉已经成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拉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拉关系的最高定位。双方在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高度互补、发展上深入互鉴、国际上广泛互助。而且，中拉关系早已超越双边，具备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意涵。

可以说，中拉团结协作的政治影响力和务实合作的经济影响力持续上升，但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中拉的影响力和存在感尚有不足。不管是国际话语体系的自主构建、国际议题的主动设置，还是对自身话语资源的发掘利用、对话语陷阱和虚假叙事的应对斗争等，都有一定短板。比如，在话语体系方面，中拉很多时候仍是西方主导话语的“被描述者”，而非自己积极发声的“定义者”；再如，在国际议题设置方面，中拉仍经常是“追随者”而非“设置者”。

就此而言，中拉目前的国际话语权落后于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一些人对中国和中拉关系的了解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拉打造能够真实反映各自发展情况和中拉关系现状、发挥较好传播效果、服务双方共同发展并促进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南方话语”，就显得势在必行。

充分发掘“南方话语”资源

中拉合作的理念与实践，为构建“南方话语”体系储备了丰富资源，值得我们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中拉合作既有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普遍共性，也有自身特性，主要体现为其开创了双边合作与整体合作并行互促的新形态，尤其是在拉美长期被美国视为“后院”的背景下，中拉合作更加凸显中国理念的正确方向和时代价值。从构建“南方话语”资源供给的角度来看，中拉合作的经验启示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践行“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与原则。相互尊重是中国发展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基本前提，也是最为拉美国家看重和赞赏的一点。拉美国家中既有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也有中美洲和加勒比岛国那样体量较小的国家，而中国在发展同这些国家关系时，不管对方大小、强弱、贫富，都一视同仁，将其作为平等伙伴进行对话，开展合作。公平正义是中拉合作的一贯追求，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中国充分尊重拉美国家在维护国家独立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合理诉求及正当权益，坚定支持拉美的独立自主和一体化，从来不认为拉美是谁的“后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拉双方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方推动建立“损失和损害”基金，旨在帮助加勒比小岛屿国家等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和脆弱国家；在应对国际重大问题时，双方也是基于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追求公平正义。在乌克兰危机和新一轮巴以冲突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近，比如中国与巴西2024年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并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在巴以问题上，双方都认为“两国方案”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二是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2014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呼吁双方“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中拉命运共同体之船迎风破浪不断前行。在双边层面，中国已同古巴、巴西等国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签署协议。特别是去年，中国和巴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大国间关系的典范。

三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自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拉美国家积极参与其中，目前26个建交国中绝大多数已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对拉美的定位也从“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上升为“不可或缺的参与方”。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大项目和“小而美”项目交相辉映，给当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四是共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团结协作是中拉关系的优秀传统，在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国坚持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拉美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正义斗争，比如在1964年支持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持拉美国家提出的“200海里海洋权”等主张。中拉共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在“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平台加强协作。当前，国际社会再一次走到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进步还是倒退的历史关头，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再度泛起，面对“治理赤字”不断加剧，拉美国家支持并认同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在国际舞台上与中方共同发声，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共同发出更加响亮的“南方声音”

基于以上分析，中拉携手共建“南方话语”体系，首先需要努力提升南方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主要是指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的话语权，进而对国际事务产生长期影响。西方国家长期霸占国际话语权的主导地位，通过塑造全球规则框架、议程和技术标准，维护在贸易、金融、环境治理等全球事务中的特权，全球南方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则处于弱势地位。

要想提高中拉以及南方国家整体的制度性话语权，中拉可在如下方面加强合作。一是持续推动国际组织的结构性改革，提高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近些年来，中国不断呼吁和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中拉应该加强协同在IMF、世界银行以及世贸组织、联合国等框架下的立场，共同推动改革。二是做大做强自身合作，继续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并且推动南南合作向着更大范围拓展。三是加强技术合作与创新。西方国家长期在关键技术标准、创新资源和知识产权上占据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南方国家技术创新和自主发展。中拉可从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技术标准制定、技术转让与合作创新以及数字经济与数据治理等方面打破西方技术霸权。

其次，用好中拉合作的话语资源，讲好中拉合作的故事。双方应致力于寻求“中国话语”与“拉美表达”的契合点，讲好各自发展的故事和友好合作故事。拉美国家对中国提出的系列理念总体高度认同，只是由于历史文化和语言差异，相关理解还有待进一步加深。这一方面要求中方做好中国理念的“国际化表达”，另一方面也需要拉方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了解。这就要求双方加强社会人文交流，促进相互认知、相互认同的持续深化，讲好中拉合作的故事。

再次，激浊扬清，有力反击“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不管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还是拉美个别地区的媒体空间，都存在着有关中国形象和中拉合作的一些虚假叙事。其中有的是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也有一些是基于价值观偏见和抹黑目的的故意曲解。中拉应该积极合作予以驳斥和回击，同时揭批西方国家在历史和当下对拉美的不公平对待以及由此造成的伤害。

最后，共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为此，一是需要加强双方媒体合作，制定更加精准的媒体合作战略。用好“中拉媒体合作论坛”“中拉新闻交流中心”“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等平台，从项目设计、内容共享、人员交流等方面加大投入。通过交流培训机制，把更多拉美记者“请进来”，感受和报道一个更客观更立体的中国。二是加强智库与媒体的融合传播。当前，“智库媒体化”和“媒体智库化”趋势日益发展，应积极支持中拉媒体智库合作，特别是用好拉美“外嘴”和“外脑”。三是建设好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中拉文明互鉴和人文交流。拉美多国都有古老的文明，也以文明多样性著称，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在拉美落地，推动中拉文明交流互鉴，对促进双方的价值观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