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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美国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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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指挥家、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

本报记者 刘雅婷 冀昱樵

编者的话：在近日发行的国际权威古典音乐期刊《留声机》2025年7月刊中，盘点了21张“历史上最优秀的《布鲁克纳第六交响曲》唱片”。其中，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音乐总监吕嘉录制的版本被列入榜单，也是榜单中唯一一张来自亚洲的版本，成为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艺术成就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文化出海TALK”系列访谈第五期采访了国际知名指挥家吕嘉，听他讲述中国音乐“走出去”的经验与思考。

吕嘉曾作为第一位东方人出任意大利特里埃斯特市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被意大利的音乐评论誉为“比意大利人更懂意大利歌剧的指挥家”，并在欧美指挥歌剧及音乐会近两千场。在担任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总监后，他多次率领乐团赴欧洲、美国等地演出，并在现场演绎经典钢琴协奏曲《黄河》、中国作曲家赵季平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等中国风作品。“我们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吕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交响乐本身是西方创造的艺术形式，我们要通过音乐这个共通的媒介，把中国的文化、哲学观和艺术概念传达出去。

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环球时报：您早在欧洲闯出一番成绩，是什么促使您当年放弃欧洲的一切，选择回国致力于中国音乐事业的？

吕嘉：我1988年出国学习，1991年开始在欧洲工作，一直到2012年左右回到北京，加入国家大剧院。促使我回国的原因有几点。首先，我看到中国音乐的整体基础正在变得越来越扎实，发展速度非常快；其次，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担任意大利歌剧院的音乐总监，我对歌剧有特别深的感情。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事件。它不仅在规模、组织结构上都是世界一流的，还是一座以歌剧为核心的综合性剧院，所以让我很心动。

另外，我也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在欧洲求学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希望也能将这种帮助传递给中国的年轻一代，特别是年轻的歌唱家和乐团演奏家，尽我所能地帮他们少走弯路。

环球时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赴海外演出时的优势和独特性是什么？海外演出时您遇到过印象最深刻的观众反应是什么？

吕嘉：我们的最大优势就是年轻。年轻意味着有热忱、有干劲。再者，我们来自中国，这本身就让很多不太了解中国音乐现状的国际观众感到好奇。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出水准，是中国艺术水准的代表，更是中国交响乐和歌剧的门面。我们在韩国、美国、欧洲很多国家的巡演都获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响，比如有一次在美国演出完毕后观众全体起立鼓了很久的掌，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他们完全没想到中国乐团能演成这样。而且，当时乐团才刚成立不久，还是非常年轻的团队。

环球时报：在您带领乐团远赴海外演出时，是否遇到过听众因为语言或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理解障碍？

吕嘉：音乐本来就是超越语言的，就像医学，做手术的标准和专业术语全世界都一样，而音乐的“语言”是音符和情绪，大家一听就能领会。并且，我们很多乐手都是从德国、英国、美国留学回来的，语言能力没问题，跟国外乐团合作也非常顺畅，所以从专业沟通到舞台呈现，没有障碍。

环球时报：您曾在海外演出时，将西洋交响乐与中国作品结合，比如开场是西洋曲目，结尾则安排《黄河》等中国经典作品。这种编排背后有什么考虑？

吕嘉：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带着自己的文化走出去。交响乐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而交响乐本身就是西方创造的艺术形式。你如果直接念《论语》给外国人听，他们也听不懂。所以我们要通过音乐这个共通的媒介，把中国的文化、哲学观和艺术概念传达出去。

虽然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民族的”只有通过世界共通的标准和方式去呈现，才可能成为“世界的”。所以我们去海外巡演时，一定会表演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让国外观众通过交响乐了解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

中国音乐的美感带人直达“宇宙最高点”

环球时报：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有什么不同？

吕嘉：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在本质上就不一样。这与两者的哲学根基有关。西方音乐是逻辑推理式的，通过和声、半音阶、和声转化过程等，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和声体系，又从和声体系发展出旋律，进而发展出交响乐。

而中国音乐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追求的是意境和想象力，而不是逻辑发展，也不是戏剧性的结构。就像我们的戏曲，重的是神韵和情感，不是冲突与转折。这种美感哪怕只有一个音、两个音，也能带人直达“宇宙的最高点”。

环球时报：当中国音乐家用西方乐器演奏中国作品时，如何阐释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让外国观众同样觉得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吕嘉：用西方乐器演奏中国作品，确实从表层看“丢了点味道”。比如说，小提琴是没法模仿出二胡那种韵味的。但关键在于我们要传达的，不是外在形式的复制，而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

例如华裔画家赵无极从小在法国生活，他的画表面上完全是西方抽象画，看不到中国传统元素。但西方人一看，就觉得那是中国画，因为他的画里带有一种中国文化的深层气质。所以，真正的文化自信，是能让别人在他们熟悉的语言中听懂我们的文化之美，而交响乐正好是一个能充分展示我们文化自信的艺术表现形式。

环球时报：中国音乐在走向海外的道路上，应该如何兼顾尊重传统与不断创新？

吕嘉：中国音乐强调意境，但是你要创作一部完整的大型作品，不能只是意境的堆砌。音乐是听觉艺术，必须有流动感、结构性和戏剧性，不能一成不变。所以，我们在保留意境表达的同时，在创新上可以利用西方成熟的作曲技法，把中国最有精神气质的旋律、音型、情感，通过西方人熟悉的结构，创作出令他们也觉得“惊艳”的作品。

我们的文化强大之处，在于它的包容力，我们能吸收、融合、转化其他文化，这才是“博大精深”的真正含义。

未来5年，中国交响乐将迎来繁荣时代

环球时报：接下来国家大剧院在国际上还有哪些巡演或合作计划？您对将中国音乐推向世界，有哪些愿景和具体策略？

吕嘉：当然有。国家大剧院的乐团每年都有赴美巡演的计划，还会去欧洲演出歌剧。另外，沙特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也邀请我们去演出。未来，我们还会与世界各地的乐团、歌剧院合作。

至于中国音乐“走出去”的愿景，我认为前景非常广阔。你看，过去10到20年里，中国建了无数新的剧院和歌剧院。但更令人欣喜的是观众的变化——不仅数量激增，质量也显著提高。这反映出人民对高层次艺术文化的需求，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

我保守估计，未来5到6年内，中国音乐将迎来一个“光荣时刻”。届时，在全球音乐文化格局中，中国将成为重要中心之一。那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交响乐和歌剧的繁荣时代，持续时间可能长达10年甚至更久。

环球时报：您曾说“只要路对，快慢其实不是问题”。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上，“慢”或“快”是指什么？

吕嘉：这句话我原本是对歌唱家说的。因为如果一个歌唱家的路走错了，很可能嗓子就毁了。但如果路对了，即便慢一些，30岁、40岁甚至50岁都能成就一番事业。

不过，这句话放在整个中国音乐发展的层面上，“快慢”就确实是问题了。现在，我们硬件已经发展得很快了，接下来软件必须提速。这里的软件指的是管理和人才。我们急需具有国际视野和丰富经验的专业艺术管理团队，尤其是懂艺术、懂制度又具判断力的领导者。现在音乐学院毕业生很多，但大多只想到去当老师或演奏员，没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成为优秀的艺术管理者。乐团的发展不能靠喊口号，它需要系统化管理和长时间积累。一个优秀的乐团，从起步到成熟，没有十年是出不来的。此外，文化艺术还需要国家和社会的长期投入，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快速盈利。

环球时报：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中国的优势是什么？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在其中可以担当什么角色，您对他们有哪些建议？

吕嘉：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口基数大。我在意大利指挥歌剧时，有一次是在一个只有14万人口的小城市演出，剧院有1500个座位，演了10场，几乎场场爆满，观众相当于整个城市人口的10%。如果中国一线城市哪怕只有1%的观众愿意走进剧院，那就是几十万人，一场歌剧演20场都不够。

当然，中国观众要成为古典音乐的主流群体，还有些门槛，比如需要时间去培养审美、接受音乐厅文化、接受不便宜的票价。但只要有千分之一的人愿意走进来，那就是上百万的观众。所以我们的优势和文化潜力就在这里。

中国有14亿多人口，培养出一批艺术家不该是难事。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音乐人。而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一批批优秀人才带出去，让他们了解欧洲的音乐体系和文化传统。等到世界知名音乐家中中国人的面孔越来越多时，就不仅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这个世界已经是我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