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

“大而美”法案日前以一种几近戏剧化的方式通过，并获签署成法。这项长达千余页，内容涵盖税收、医疗、边境管控、对外援助等众多政策领域的法案，不仅展示了美国立法手段的复杂化、工具化，更揭示出其制度内部诸多深层的政治、法律和治理问题。

第一，“政治至上”正在侵蚀美国政策制定的公共性。“大而美”法案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将涉及税制改革、对乌援助、边境安全、医疗开支等多个政策领域的内容进行打包。这种“政策捆绑”行为，本质上并非为了提升公共治理效率，而是政党权力博弈的工具化表现。例如，法案将3500亿美元的边境安全资金与对乌援助绑定在一起。两党并未就这些政策本身展开充分辩论，而是围绕政党利益作出妥协。可见，美国的公共财政政策不再以经济理性为出发点，而是被政治策略所主导。

第二，政治极化趋势强化制度内耗，美国的跨党合作几近停滞。该法案在参议院依赖副总统万斯的“决胜一票”打破僵局，显示出当前两党在立法上的严重撕裂。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党际之间，更体现在党内。如共和党3位参议员最终倒戈，与全部47名民主党议员共同投下反对票。不过，仍有不少共和党议员在反对法案部分内容的同时，因党派约束而投出赞成票，这既显示出党派纪律对个人立场的压制，也反映出美国党派政治已经凌驾于议员的地区责任之上。跨党合作空间被压缩，政治协商逻辑让位于对抗性表态与党内集体投票。由此，美国的政治不再是达成共识的过程，而是变成操控议事规则以赢得对抗的手段。

第三，打包式立法掩盖了美国国会制度性审议机制的失灵。“大而美”法案几乎囊括了所有主要公共议题，展现出一种高度集权化的立法形式。此类打包式“综合法案”近年在美国立法中渐成惯例，其最大问题在于削弱了对各项政策的细致审议，使得大量复杂政策在缺乏充分讨论、专家评估与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被“搭车”通过。例如，法案中一度包含AI监管条款，尽管AI治理属于技术门槛极高、政策导向分歧极大的前沿领域，但这些条款并未经历公开听证与专门委员会深度研讨，仅在参院的快速投票流程中匆匆被剔除。这一过程再次体现出美国国会立法权在效率压力与政党控制下，正在从制度型审议机制异化为“密室交易”和“批量处理”的模式。

第四，表演型政治浮现，选举逻辑替代治理逻辑。近年来，美国政客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态与现实投票行为之间严重脱节。议员在公开场合抨击法案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将“坚守原则”，实际投票时却服从党派安排，展示了表演型政治的典型形态。当两党分裂与党内强控并存，美国政治从“表达民意”变成了“表演民意”，这不仅损害了选民对民主机制的信任，也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政治犬儒主义氛围：即美国制度运作的核心逻辑已经是演给民众看的、是为党派服务的。例如，共和党众议员丹·克伦肖在媒体上批评法案中对低收入医保削减的“不人道”，但最终仍在党团指令下投下赞成票。

第五，危机型立法成为新形态，美国政治运行建立在高度不确定性之上。“大而美”法案的通过全程是当前美国“危机驱动政治”节奏的充分诠释。从参议院投票表决长达27小时的“vote-a-rama”，到最后依赖副总统强行打破平局，这一过程如同过山车，充满悬念与不稳定感。这种高压与高风险的操作方式已成为当今美国立法常态，从债务上限谈判到政府关门危机，无不体现出美国制度运行的短视性与临时性。更严重的是，这种“危机即常态”的政治节奏，容易激化美国行政与立法的权力冲突，诱发司法介入，并最终削弱公众对国家的信任。法案中关于提高债务上限、对医疗补助计划规定工作要求限制以及砍掉医保预算等敏感措施，都是在极度紧张的政治博弈中被压缩通过，这些都反映出美国立法已成为一场赌注式的政治对抗。

第六，美国政治失能的外溢风险不断加剧，将撼动全球治理稳定性。“大而美”法案的结构与通过方式，不仅是美国内部政治逻辑异化的产物，也带给全球政治环境深远的负面影响。该法案在处理对外援助与边境控制议题时体现的交易式决策模式，无疑强化了美国国际角色的不确定性。此外，法案在对AI技术出口控制方面的模糊条款，也引发亚洲技术企业对中美科技“脱钩”风险的高度警惕。这种立法过程的不透明、政策导向的反复无常，正在逐步侵蚀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能力。长此以往，美国政治制度的功能障碍将通过贸易政策、技术规则与安全联盟等多个渠道向外扩散，导致国际秩序更多依赖短期博弈与非制度化协商，全球治理的稳定性将面临实质性冲击。

“大而美”法案是美国政治体制正在经历深刻转变的一个缩影，其呈现的立法逻辑和政治操作方式表明，美国政治，尤其是立法，正在被党派对抗、程序工具化与舆论操控所重塑。这种趋势，若不加以反思与遏制，其影响将不再局限于美国本土，而是会深刻改变世界对政治稳定、国际承诺与世界责任等的基本认知。（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