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网

　　作者：许礼捷（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编者按

　　自古以来，人类与海洋之间便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人类早期历史上，得益于靠近地中海地区的区位优势，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积极开展海上贸易活动，促进商品流通，推动文化交融。与此同时，受地理距离、自然环境差异等因素影响，希腊人对黑海，罗马人对红海、大西洋等地区一度产生异化想象，认为这些陌生地区的海洋风暴肆虐、环境恶劣。不过，随着航海技术改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海洋的认知逐渐深化。本期刊发的文章介绍了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对地中海、黑海等海洋的认识和探索如何不断持续扩展和深化，以飨读者。

　　罗马人对海洋的认知和探索，与他们对世界的想象和征服密切相关。帝国初期希腊裔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的理论构建，反映了希腊地理传统在罗马时代的延续，以及罗马社会对帝国地理空间的主流看法。

　　斯特拉波认为天空和大地由五个带状区域构成，我们所在的这个“人居世界”位于北半球温带，它像海岛一样四周沐浴着海水。由于人类两栖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我们主要行动的空间就是陆地和海洋，“人居世界”是其中活动范围最大的场域。

　　罗马人对海洋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地理观念和世界想象中，也显著影响了他们对海陆治权的理解，以及帝国统辖疆域的描述。在征服“已知世界”，占据“世界最好的和最知名的部分”，并将罗马的治权延伸至“无远弗届”时，帝国的统治范围不仅包含西起不列颠、日耳曼、阿非利加，东至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广袤陆地，也囊括从直布罗陀海峡内外的大西洋、地中海，再到红海的辽阔海疆。

　　正如斯特拉波所言，“统帅中的至伟者，是那些能够统治陆地和海洋的人”。在《罗马古事记》中，哈利卡那索斯的迪奥尼修斯，也从“统治整个陆地”和“统治所有海洋”两个维度，来赞美罗马创造的治世伟业，而其提及的海洋，“不仅包括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内的海洋，还有所有可以航行的外部大洋”。

　　海疆是帝国疆域的组成部分与治权的延伸，但不同地理方位的海洋，却被罗马人赋予完全不同的形象。地中海往往被视为帝国统治秩序下的富饶之海，而大西洋和红海则多被描述为遥远的边缘之海。

　　罗马人早期一般将地中海称为“大海”或“内海”，从帝国时代开始，伴随“罗马和平”统治秩序的建立，更具文化归属和情感认同的名称“我们的海”逐渐成为主流。事实上该名称最初并不是对整个地中海海域的代指，更像是不同时期罗马控制下海疆的动态集合。

　　传世文献呈现了“我们的海”在罗马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高卢战记》记载，恺撒在离开高卢冬令营地返回意大利时，曾吩咐手下督造新舰、修缮旧船，要求修建吃水线略低于“在我们的海中惯常使用”的船只，因为当地海域潮汐变换频繁，产生的浪涌不大。文献中“我们的海”，应该反映的是意大利半岛附近海域。此后，萨卢斯提乌的《历史》在论及罗马的成就时提到，它征服了“我们的海与大洋之间”除沼泽之外的整个高卢地区。而在《朱古达战争》中，作者再次使用“我们的海与大洋之间海峡”的语句，来描述阿非利加的西部边界。此处“我们的海”显然已经变成地中海西部海域的代名词。

　　在帝国时期，随着罗马疆域的拓展，“我们的海”又具有新的意涵。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在讨论阿拉伯半岛的古代居民时，提到部分族群曾“自发迁移至我们的海与埃及海岸”，并表示“从我们的海至帕尔米拉荒漠”都有人居住。从这两句记载可推测，此处“我们的海”是对地中海东部海域的泛指。罗马地理学家庞波尼乌斯·迈拉则在《地理志》中，将这一术语的涵盖范围推向极致，他认为从地中海海水注入处到海潮延伸的所有海域，都“以一个词语‘我们的海’被称呼”，“我们的海”成为整个地中海的统称。

　　无论是“内海”还是“我们的海”，都隐晦地表达了罗马国家与地中海之间的属有关系。罗马人对这片海域的情感认同，不仅因其三洲环绕的地理位置，更有可能源于罗马对直布罗陀海峡至黑海水域的绝对掌控。西塞罗的《论执政官行省》在赞颂庞培肃清海盗、恢复地中海秩序的功绩时，曾直言“从大洋直到本都的最远端，罗马人民将这片海域控制得如同一个安全且封闭的港口”。在罗马主导的和平秩序中，地中海成为帝国各地之间信息沟通、商品物资交换的重要通道。不列颠的锡，阿非利加的象牙、黄金，埃及的粮食，东方的香料、宝石与丝绸，都通过繁忙的地中海航路运往罗马各地。地中海的富饶物产也备受古典作家的赞誉，普鲁塔克在《宴饮论集》关于陆地与海洋美食的讨论中，假借宾客之口夸赞地中海在供应珍馐佳肴方面也毫不逊色。

　　塔西佗在《编年史》中，曾将罗马形容为“被海洋、大洋或遥远诸河流所围绕”的帝国，处于东西两端的大西洋和红海，多被视为帝国边缘与世界的尽头。斯特拉波认同“人居世界”的西界，终止于大西洋所阻隔的欧罗巴和利比亚。而李维的《罗马史》则提到红海环抱“陆地的最远边界”。在《颂歌集》中，贺拉斯用诗句展现了他心中的帝国全景，“请保佑即将前往世界尽头不列颠人那里的恺撒，还有新招募让东方诸地和红色大洋畏惧的年轻人”。西边被大洋阻隔的不列颠与东边的“红色大洋”成为贺拉斯对“世界尽头”的具象化描绘。

　　古代罗马文献在提及大西洋时，认为它完全不同于地中海的自然环境。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谈到大西洋时曾言，“那浩瀚无边且充满敌意的大洋，极少被来自我们世界的船只造访”，并反问谁会冒着“狂暴未知海洋之险”，离开亚细亚、阿非利加或意大利，前往“土地贫瘠、气候严酷、耕作与景象凄凉凋敝”的日耳曼尼亚。塔西佗同样在《阿古利可拉传》向读者介绍大西洋海水濡滞，船桨不易划动的水文特性时，认为这是“海面辽阔，积水幽深，水流尤为迟缓”所致。此外，被大洋环绕的不列颠，也被描绘为“天空经常阴云密布，零雨凄迷”之地，这与罗马人所熟悉的光照充足、夏日干燥、冬季温暖多雨的气候条件大相径庭。

　　今天的阿拉伯海也被古代罗马人视为红海的一部分，谈到这片海域的特征时，古典作家们也往往强调它与地中海的差异。《自然史》从光线反射、土壤和水域的天然特性等方面，讨论红海海水呈现红色的原因。卢坎的《法尔萨利亚》也曾写道，“我们的海被另一片大洋不同颜色的波浪分隔”。庞波尼乌斯·迈拉则通过“风暴肆虐的、汹涌之海，深邃且比其他海域更能容纳大型生物”等语句，描述红海的独特状况。

　　大西洋和红海作为罗马治权下的边缘之海，往往成为分隔帝国疆域与蛮族聚居区的边界。斯特拉波提到，居住在红海西岸的游牧民族特罗格洛迪特人，“会像强盗一样攻击毫无防备之人”。而隔海居住的不列颠人，不通晓园艺和其他农耕技术，他们“部分习俗与凯尔特人相似，另一部分则更朴素，更具蛮族特性”。很显然，在罗马人的观念中，大西洋和红海也是他们分隔“自我”与“他者”身份的界线。

　　总的来看，罗马人在继承希腊人地理知识和航海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的海洋认知和世界想象，实现了治理范围从“我们的海”到边缘之海的拓展。这既是他们对辽阔海域探索和开发的过程，也是罗马人延伸帝国治权与构建族群认同记忆的再现。

　　（文章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鉴与交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07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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