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去有风的地方》将大理古城包装成都市人的精神疗愈所，当《一点就到家》在普洱茶山上演绎电商创业神话，云南在主流影视叙事中始终扮演着“异域奇观”的角色。这种被简化的表征背后，是云南本土影视创作者“身份焦虑”——他们生活的土地，在他人镜头里只是背景板。

　　2022年以来，两部由云南本土导演创作的电影《翠湖》与《不游海水的鲸》相继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卞灼与汪迪这群“野生”电影人的崛起，标志着“滇浪潮”正冲刷着“云南想象”的刻板堤坝。

　　2025年6月30日，在卞灼拿下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归来不久，汪迪即将动身前往西宁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之际，本报记者就云南本土创作怎样从“单点爆发”迈向“持续输出”，与两人进行了深度对话。

　　云南影像的“在地性革命”

　　这几年，在云南开拍或者讲述云南故事的影视作品都获得不少的关注。在《一点就到家》建构的乡村振兴图景中，云南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田园牧歌；《去有风的地方》则延续了“秘境云南”的旅游宣传逻辑，将风花雪月转化为都市焦虑的解药。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影视作品的热播，让云南成为全国观众向往的“诗与远方”，在旅游推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证明影视IP对旅游经济的强大拉动作用。但这些外来视角的作品共享同一种视觉语法：少数民族服饰、梯田雪山、古镇小巷成为标配，而真实复杂的云南城市生活却被排除在镜头之外。比如，昆明、曲靖、玉溪等城市的现代性、市井文化，在这些作品中是缺失的。

　　汪迪的《不游海水的鲸》恰如一把手术刀，精准剖开这种符号化的创作惯性。

　　这部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的作品，以非传统叙事的手法，记录当代云南青年的情感困境。令人惊讶的是，全片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云南景观镜头，取而代之的是城市日常场景。“我的镜头单位是10分钟”，汪迪所说的这种反商业的长镜头美学，刻意规避了所有旅游宣传片式的视觉奇观。在昆明生活多年，又喜欢有水的地方，让他把电影发生地设定在阳宗海，也让他对这片土地的理解超越了地理范畴：“云南不能仅仅在别人眼里是外景地，我们的生活节奏与中原不同。”

　　卞灼的《翠湖》则更进一步，讲述一个家住昆明翠湖畔的丧偶老人，试图抚平三代人的情感创伤和重构家庭纽带的故事。影片以家族旁观者的视角，勾勒当代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情感裂痕。

　　卞灼透露，下一部电影正在谋划中，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寻求云南城市文化的身份认同。影片以自己的二伯、云南省首位戏剧学博士的真实经历为原型，用公路片形式展现21世纪90年代人们在滇东南漂泊的精神世界，虽然与《心花路放》同为公路片，却是完全不同的城市肖像。“我更关心‘当理想与现实冲突，人们会如何选择’这样的哲学命题。”卞灼说。

　　在卞灼、汪迪看来，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提供给观众另一个视角，不依赖风景奇观，而是聚焦城市中的个体命运。

　　从“服务者”到“言说者”的转变

　　2023年，云南省推出的“保姆式”剧组服务和《影视拍摄指南》，确实为《去有风的地方》这类外来影视制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但这份指南中，“少数民族元素应用场景”单独成章，而“城市题材创作建议”仅占3页篇幅，这种资源配置的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政策导向的深层逻辑：云南仍在扮演“服务者”而非“言说者”的角色。

　　相比之下，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青年导演计划”提供的是无题材限制的创作基金，这种包容性催生了《爱情神话》这样充满市井烟火气的沪语电影。汪迪团队面临的困境极具代表性：《不游海水的鲸》后期制作时的生活开支靠拍广告维系，这种生存状态与成都“天府影业”的体系化扶持形成鲜明对比。

　　汪迪说：“我们需要更多云南本土的创作者，关注我们自己生活的土地。”只有当云南人自己掌握影像话语权时，云南的形象才能超越刻板的标签，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正在出现转机。2024年云南省委宣传部新设立的“新锐导演扶持计划”，首次将“当代城市题材”纳入重点支持范畴。

　　“理想状态下，外来创作与本土表达应该并行不悖。”卞灼说，云南既应欢迎商业剧组来取景，也应扶持本土导演讲述自己的故事，不仅支持“风光+少数民族”题材，也应鼓励城市、现代、知识分子等多元叙事。

　　“滇浪潮”的可持续性挑战

　　《翠湖》的成功揭示了一个现实：当前云南影视的“出圈”仍依赖个体创作者的艺术偏执。卞灼及其家人投入200多万元，在电影后期制作过程中，汪迪靠拍摄商业广告维系生活开支，这种创作难以复制。

　　反观西安凭借“西北影像计划”在5年内培育出10余名青年导演，其成功关键在于形成“政府基金+电影节+高校产学研”的生态闭环。

　　但“滇浪潮”的独特性或许正在于其野蛮生长的力量。当北上广的影视人深陷内卷时，昆明创作者松弛的状态反而成就了其独特的电影气质。汪迪那些反商业的长镜头，卞灼团队在翠湖边即兴的拍摄方式，都彰显着与云南生活节奏同频的创作哲学。这种“松弛感”不是懒散，而是对工业化制片体系的温柔反抗，就像影片中坚守戏曲理想的二伯，保持慢创作的尊严。

　　谈话中，卞灼和汪迪均表达了构建可持续生态面临的三重挑战。第一，资本短缺。《翠湖》获奖后虽获得更多宣发机会，但前期孵化支持仍是空白。另一个客观事实是，短视频产业的爆发式增长，进一步挤压了严肃电影的空间。第二，人才虹吸。以云南艺术学院戏剧系为例，每年毕业生中仅15%坚持影视创作，且多数流向北上广。卞灼从北京回归昆明的逆向流动仍是个案。第三，认知断层。当算法推荐主导内容消费，汪迪们“十分钟长镜头”的美学坚持，正在成为对抗文化快餐的“异类”。但这并不应该只是汪迪等导演的坚持，因为他们坚持的意义还在于打破观众快刷的观影习惯，更在于重建云南影像的语法体系。

　　从《五朵金花》的民歌到《翠湖》普通家庭三代人的肖像，云南影像正在完成从“被观看”到“自我言说”的艰难转身。或许真正的“滇浪潮”意义不在于又一部获奖作品的诞生，而在于让世界通过云南人的眼睛重新发现云南。

　　当云南不仅是取景地，更是万千世相的一面镜子成为共识，这片土地才有望从“中国最美外景地”蜕变为“亚洲原创故事工坊”。记者李思娴 王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