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陈 璨

　　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徐洼村的武王墩墓，因在2015年夏被一伙盗墓贼闯入而走进公众视线。它是一处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其拥有的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以及目前所见最大的21级台阶的墓坑，共同刷新了楚墓考古史上的新纪录。伴随近年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其内藏的包括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器、俑等上万件珍贵文物被发掘、出土，由此，揭开了距今2000多年的楚国传奇。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武王墩：亲历2020—2024楚王墓发掘》一书，是一部考古纪实力作，旨在对这座营建于战国晚期的楚王墓葬及其历经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系统梳理。该书以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现为切入点，通过对墓葬规模、等级制度、墓葬形制的系统研究，将武王墩一号墓与已发掘的楚系墓葬遗存进行系统比较、分析，进而阐明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演变轨迹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其不仅揭示了楚国东迁过程中的文化重构现象，更为楚文化谱系研究与墓葬制度变迁构建了完整的实物参照体系，对深化战国晚期区域文明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相较于传统历史考辨类著作惯用的史料爬梳与数据论证范式，该书独辟蹊径地以“摸金校尉南下”这一当代盗掘案例为叙事支点展开叙写，使内容多了几分神秘感，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思考与遐想空间，拉近了读者与这一楚文明遗存之间的距离。

　　在《武王墩：亲历2020—2024楚王墓发掘》一书中，作者就武王墩墓主人身份的确定及其墓葬形制反映出的诸多问题作了详细阐述。武王墩早期归属合肥市长丰县，关于武王墩墓主人身份的推断，最初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墩”字上，从许慎《说文解字》里的一句话切入：“墩，平地有堆。”并结合号称“合肥第一汉墓”的舒王墩墓，从命名方式的相似性上初步推断武王墩为一处古墓葬。而墓主人身份推考方面，学界呈现双轨并行的研究路径：一是谥号考证法，梳理历史上被追谥为武王的人，其中不乏著名人物——楚武王熊通、魏武王曹操、延平武王郑成功等；二是基于江淮官话中“武”“五”同音现象，指该墓为五个夭折的小王爷的祔葬之所。虽未形成定论，却通过严谨的考据过程，彰显了该书“演绎推理”的特色。这些看似矛盾的假说，恰为破解历史谜题提供了多维度的观察视窗。

　　与荆门左冢一号墓、包山二号墓等拥有高大封土的墓葬相比，封土残高达13米的武王墩超过了二者高度的总和，其规格之高更为凸显。而武王墩墓的墓葬形制规格，亦体现出其等级之高。与河南省周口市的马鞍冢北墓（据不少学者推测，该墓为楚顷襄王之墓）相比，武王墩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2.5米的大型车马坑就要远超其仅长35米、宽4.72米的车马坑，由此可见，这座拥有高大封土的甲字形武王墩墓的不凡之处。

　　跟随“演绎推理”的叙述视角，如抽丝剥茧般逐渐寻觅到答案。2024年5月，伴随一尊青铜大鼎浮出水面，困扰考古专家们多时的疑问终于得到了确定答案，鼎口径88.9厘米、通高111.5厘米，鼎耳间距111.9厘米的楚大鼎超越了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客铜鼎，成为目前发现的口径最大的楚国大鼎。

　　与此同时，其上刻有的12字铭文“楚王酓前自作白鼎以供岁尝”将墓主人身份清晰地指向楚考烈王熊元，这场历时至少五年的论证终于水落石出。此外，根据出土的一对青铜簠的口沿上刻有的12字铭文“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及其他十件青铜器表面镌刻的“楚王酓前”的铭文，经考古专家反复论证，确证武王墩墓墓主人即为楚考烈王。

　　文物遗存是时代的见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打开封锁已久的历史之门的钥匙。武王墩墓出土的包括青铜器、玉器、乐器、竹简、木俑、动植物遗存等1万余件文物承载着厚重的楚文明，让我们最为直观地领略了楚文化之美。这些文物也忠实地反映了楚文化及其丧葬礼制的显著特点。比如，出土的大量椁板上的墨书文字对学界辨识与解读楚文字，认识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武王墩编钟的出土，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楚乐的音律、音阶等，更能间接勾勒出战国晚期楚国王室的生活风貌，为当代了解楚国礼乐制度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墓中出土的“九鼎八簋”等青铜器反映出战国时期王级墓葬的礼制规格。

　　可以说，《武王墩：亲历2020—2024楚王墓发掘》一书，既以“演绎推理”的方式向公众完整还原了武王墩墓墓主人身份确认的过程，也为学界研究楚文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穿越千年重现于世的珍贵文物，不仅承载着“‌巫凤铸奇辞”的浪漫，更是战国晚期楚文明与汤汤淮水汇合交融的印证。这部考古报告，不仅是楚文化研究的断代标尺，更成为解码华夏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枢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