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莹

裁缝师傅杨格里，认得修钢琴的白格里，是三十年前。上海人家孩童学钢琴成风，十个小囡八个琴童。杨格里年幼的女儿要学钢琴，托人寻到白格里。那时候，白格里做钢琴生意，一批通过日本船运进来的某品牌二手货钢琴，经他重新检验调试，略翻新，价格刚好持平国内一线品牌钢琴，遂畅销。杨格里就此认得白格里。

三十年下来，是因为白格里要杨格里帮他做袖套。杨格里就平时留意着一些零头布，随手帮白格里多做几副袖套送他。白格里出门修琴调琴，顺路的话，也到杨格里的裁缝摊头来坐一歇。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啰唆几句，走时再顺走几副袖套。

杨格里说白格里，不带半点轻视。人家出身音乐世家，年纪也比杨格里大，关键是有手艺，白相钢琴，这要比踏缝纫机多点艺术细胞。杨格里多少对艺术心生敬畏。白格里祖父早先有自家的琴行，卖钢琴，修理钢琴，调音。这种行业，似乎并不成全人；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成分”也是“摊贩”。这点，跟杨格里很像。到白格里的父亲那一代，彻底落寞，钢琴属于“封资修”，大众更需要手风琴和口琴，便改做修理手风琴和口琴的营生，在原闸北山西电影院隔壁，有一间门面很小的修理铺。这样的一个铺子，小归小，但在行业里，颇有名声，全上海，也找不到几家，是一种历史底蕴。就像白格里本人——修琴的男人，尽管终日佝背，看上去木讷，但听觉十分灵敏，头发始终纹丝不乱。

白格里自小耳闻目染，心相好，晓乐理，识谱记谱，即兴伴奏。上山下乡的时候，死活不肯离开上海，耗在自家的铺子里，修琴。年纪轻轻的，做个“城市手工业者”，连“集体所有制”的里弄加工组也不如，阶级成分低。这个人啥事体都不会做，只会修琴。杨格里说，白格里跟他说过一句话，很中听——人生随便啥事体，不要硬撑。

那天，因为白格里要杨格里帮他做袖套送来。杨格里就要过去。长远不去了。他对我说，你不是要认得几个摆摊头的上海男人么，今朝我带你去看白格里。遂在杨格里的裁缝铺，叫了两碗小馄饨、两块炸猪排、四两无锡小笼。对半吃光，算是午餐。杨格里收拾裁缝铺；饭盒马甲袋是干垃圾，两块炸猪排骨头是湿垃圾；干湿分离，拎在手里出门扔掉。

白格里的琴行，在一条个体商业街。说是琴行，也就摆一只钢琴、琴凳、乐谱架。一排书架，置乐谱，不是简谱是五线谱。白格里修琴，还教琴，忙的时候，这里要到半夜打烊。蛮好。杨格里说，白格里问我要袖套，说明生活儿有点忙。白格里有祖上调音师的手艺。上海黄梅天一过，钢琴都要调试，上音放暑假，几百只钢琴；全上海几十万只。一百元调试一只钢琴。不贵的。杨格里讲，很多时候，他过来，店铺打烊，门板上会贴一张纸条，写明外出钢琴调音，何时归。立等片刻。云云。杨格里立不停，附近瞎逛。所以，杨格里跟这条个体商业街的许多店主熟；路道有点粗，闲话有点多。

看见白格里，留一大背头，纹丝不乱，坐定琴凳，略弓背，埋头听音。有琴的声音，被弄响起来；亦动听。琴行，一个艺术的栖息之地，修理和重新调试，演练技巧，乐律节奏。白格里寡言，音乐工作者的形态。与杨格里截然相反。他后来解释，类似他们那样正宗的“城市自由职业者”，其实在生活和工作上，是最需要自律的。他从小，看自己的祖父、父亲开店，尽管是一间极小的门店，但从来没有看见父亲睡过一天懒觉。每天六点半起床；八点半，是一定要到店里开门的；中饭，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都是母亲送到店里。晚上，只要店里还有一个顾客，就不允许动一下排门板。如果要上门调音，出门，一身出客的西装，领带；但要戴一副蓝布袖套，因为要到人家里去，掀开琴盖，墙角落里，总积灰；随手一块干抹布，撸一遍。琴盖上，相架、花瓶、琴灯、节拍器之类，收拢，调音后盖上琴盖，一一归位，纹丝不乱。不能穿西装的日子，就请杨格里帮忙，把老西装改成立领学生装，一样挺括。照样袖套一副，抹布一块。皮鞋锃亮。

这个男人有心相——到琴童家里，要穿得得体。好坏你还是个音乐家，老师。特别是穿的袜子，不要有破洞，脚趾头露出来，或者脚后跟有一只大洞，老难看的。现在上海人家，很多新搬家的，都装修得好，打蜡地板，进门要换鞋，鞋子一脱，一双破袜子，很伤自己的。摆摊头，做小生意的，再穷，一双袜子，还是买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