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深圳高薪招聘教师」的话题频频出圈。如今，社交媒体上「深圳教师辞职」的帖子又层出不穷，热度不减。

这座「奋斗者之城」的教师岗位，因为高薪、编制和高调的招聘广告语，吸引了大批顶尖名校毕业生。同时，许多人入职后也发现——这份工作的强度，远超自己想象。

文｜易方兴

编辑｜鱼鹰

「有点钱、有点闲、有尊严不再是梦」

为了劝刘梦瑶去深圳当老师，父母甚至给她跪下了。

那是2021年，从国外一所知名大学毕业的刘梦瑶，手握15份offer，正面临一个困难抉择。她就读的大学颇有含金量，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超越了清北。找工作期间，包括谷歌、字节、腾讯这样的大厂都给了她offer。她从没想过要去深圳当老师。

然而，她的父母却坚定地认为，去深圳当老师，是对她来说最好的职业选择。

那正是「深圳高薪招聘教师」话题频繁登上热搜的几年。从2019年到2021年三年期间，深圳各学校、教育集团展开了大规模的全国招聘，并且开出了许多令毕业生们难以拒绝的待遇：

「年薪本科生26万+、研究生28万+，五险一金，全日制博士奖励20万，优秀毕业生奖励3至8万，优先申请人才住房、长租公寓……事业单位正式编制、落户深圳、全年带薪休假165天+。」

最吸引人的还有招聘帖里的一句话，「有点钱、有点闲、有尊严不再是梦」。

刘梦瑶的父母非常坚决。「他们都离婚15年了，我从没见他们这么团结过。」逼得最狠的时候，她父母一起跪在地上，哭着求她。

她妥协了。没想到，在应聘深圳教师岗时，她却连续两次碰壁。尤其是北京那场面试，「我当时面试深圳排名前四的一所高中的国际部，基本上来的都是清北的博士，最低的学历是个北大的硕士，而留学生里，还有哈佛、剑桥、牛津……我当时觉得简直是太荒唐了。」

最后，她去应聘了三次才被选上。

在许多人心中，「有钱有闲有尊严」几乎是理想工作的模版，而且这份工作还有编制、很稳定。在深圳教育部门高调的宣传、强劲的招聘力度下，那几年，不少顶尖名校毕业生，不论之前有没有过做老师的规划、喜不喜欢这份职业，都将「深圳教师岗」放进了自己找工作的理想清单里。

一边是渴望编制、渴望稳定工作的年轻人，另一边是强烈需求老师的深圳。

在招聘老师这件事上，深圳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和渴望。不要求师范专业，没有教师资格证也没关系，甚至无需笔试就能入职。而教育局和校长们组成的招聘团，采取的是类似于巡演的模式，分为东西两线，不仅涵盖了清北这样的顶尖高校，也囊括了国内排名最靠前的师范大学。很多应聘毕业生，会跟着招聘团的路线一起跑，只求上岸。

北大的陈雪婷「随手投了一个简历」，学校立刻叫来了集团的总校长跟她面谈，问她还有没有其他去向在考虑，态度很真诚。

「（深圳这所）学校招聘的时候特别热情，也特别尊重，给我一种大家要一起干一番事业的感觉。」陈雪婷说。她横向对比之后，觉得深圳活力开放，也不排外，「而且工资比在北京当老师丰厚很多」。最后她选择了深圳。

也有一些人去深圳当老师纯属意外。

小张考研一战时，因为录取名额波动，没能进入复试，「春招和秋招的时间点都过了，我才被迫开始准备简历找工作」。

江江则是在自己专业领域找不到工作了，才不得不考虑当老师。「当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是工科专业，对口的企业又更倾向于招聘男生，一直到毕业那年5月份才找到深圳老师的工作。」

而与许多单纯被待遇和稳定吸引来的年轻人不同，赵欣怡是真心想当老师。她从一所全球顶尖大学毕业，专业也跟教育相关。之前，她还在一所国际学校实习过，当时感受到一种当老师的快乐。特别是实习前一天，那所国际学校的校长特意叮嘱她：「我们这里是快乐教育，你千万不要要求小孩成绩，不要逼他们写作业。」

心怀对教师职业的高度认可，她也来到了深圳，成为了一名公立学校的老师。但她没有预料到的是，国际学校和公立学校不同，后者需要直面中考和普职分流的压力，学校和家长对成绩都更看重。因此，多年之后，当她深陷职业的迷茫和痛苦时，她反复回想起那段短暂的快乐时光，「我觉得是这段时间给了我一种做老师好像很快乐的错觉。」

新人教师的工作强度

真正入职之后，许多深圳教师新人的感受都是——太累了。这份工作的劳动强度，超过了他们此前的想象。

刚入职的新教师，常常逃不开做班主任这一步。

当时，校领导告诉小张，语文老师最适合当班主任了。「一来语文老师教的课最多，在班上的时间最多；二来又正好涉及价值观的教育；三来道法课、劳动课也都是语文老师上，所以语文老师本身也是一天到晚围着这个班转，当班主任正好。」

「他们还会说，这是一种潜在的规则，从来都是这样的，所有的语文老师都是班主任。」在小张所在的学校里，有的语文老师已经身兼班主任三十年。

而工作量上，班主任是普通老师的三倍。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周佳宁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7:30之前必须到班查岗，到班之后先监督早读，早读之后就开始上课。「少的时候一上午两节课，多的时候上午一连要上四节课。」然后是监督学生吃午餐、监督午自习、监督午睡。等学生睡觉起来了，下午也开始了。她要开始为下一天的课备课，还会有各种会议，包括班主任会、教职工大会、科组会等等。等到开完会，课后延时服务又开始了，她得再回到教室看班。接着，又迎来了「阳光体育」，她就得带着班里的学生去操场上进行体育活动。好不容易熬到学生放学了，还不能休息——得给全班做总结：这一天发生了啥，哪里对、哪里不对，要改正什么，要避免什么。吃完晚饭还要加班，准备一些教学比赛，然后就这么到了睡觉时间……

同样是语文老师、班主任，任教于深圳一所排名靠后初中的赵欣怡还有一重烦恼：生源。她认为学校生源水平的巨大差别，也会影响到教师工作量的大小。「每次教学教研的时候，会给我们讲各种精美的教学设计，但是根本用不到我们自己学生身上。」以她带的第一届学生为例，虽然升到了初中，但班上还有四五个人汉语拼音基础不牢靠。

她有着高度的责任心，不想轻易放弃一个学生，「我教了他们初中三年，真的很关心他们，尽管明知道有些孩子考不上高中，甚至也考不上职高，但我也不希望他们毕业之后去打工，连劳动合同都看不懂。」

她会给学业落后太多的学生单独辅导小学语文的内容。有一次，她在书店的儿童区，看到一张幼小衔接用的会发音的挂图，就自己掏钱买下来，专门用来给那些拼音不达标的同学辅导。

学生基础薄弱，赵欣怡批改作业的工作量也会增大。「错别字特别多，光画圈我这个手都要写很多。因为一堂课讲得再生动，学生学得快忘得也快，但作业是实实在在改在本子上的，只要翻开，学生就能看得见，就可能学得会。」她希望自己的努力是有效的，所以哪怕手腕疼，也一直是所有作业全批全改。「比如很多学生会把『满』字写成上下结构，我就会把错字圈出来，写一遍正确的字。但即使有正确的字参考，依然很多学生在订正时继续写错，所以后来，我还要额外再标注『左右结构』四个字。无形之中，批改作业的字越写越多，慢慢地右手就腱鞘炎了。」

她会根据班上学生的不同水平，来针对性地布置不同作业。「因为有些孩子你给他留大题做，他是怎么也不会的，留给他要么就是不写，要么就是照抄，所以要布置专门符合他做的作业给他。」她还把所有的作业都登记，哪个同学没有订正，哪个同学没交，她都做成在线的表格方便查询。

张雅雯是非师范生，来深圳当老师后，她需要一边摸索教学，一边当班主任，还得挤出时间来考教师资格证。「我每天的精神状态都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上课要怎么教，只能自己去参考不同的教案、教学指导书，然后去摸索，所以备课花了大量的时间。」

这是一段「比高三还累多了」的时光。新老师要求必须手写教案，笔记不能只做在书上，要单独手写一遍。只能利用空余时间写，最主要是周末。

考教师资格证也不容易。「我一开始选了个高中语文教师资格证，结果没考过，我非常紧张，因为要求必须在毕业那一年以内考过。好在下半年，我选了个小学语文的教师资格证，终于考过了。」

教学只是老师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入职教师岗后，李雨晴基本把所有的比赛都参加了一轮，包括赛论文、赛微课、赛手抄报……最难的是赛课。「赛课前一天下午5点才给题目，你要在极短时间内把课准备出来，然后第二天把你放在一个陌生的班上上课。」

那时，学校分配给李雨晴一个带她的师父。「我师父人很好，但是他对我的要求太高了，而且那个时候他也只有我一个徒弟，相当于一对一的教导，所有的关注点都在培养我身上。」师徒两人为了磨课，经常磨到凌晨，「下班了我们还一起加班，让我打视频给他，我模拟讲课给他听，就到了这种程度」。

有一次，她跟师父熬到凌晨3点，一起磨课。当时她设计了一条线索，把整节历史课串联起来，然而第二天，在随机分配到的班级里，学生完全不配合，「我那节课上得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次赛课，当场宣布成绩，5个老师里她得了倒数第二，她当场就哭了。

新教师要经历严格的评判，老师之间还会互相竞争。「比如期中、期末考试，我们学校一定会开一个质量分析会，把所有老师带的班级的优秀率、平均分、差胜率等等各种指标打在屏幕上。」所以那时候，开会也是让李雨晴非常痛苦的事。

学校领导对李雨晴说：「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老师，生源差不差没有关系的，主要是老师有没有能力把他们教好。」

一开始，她的确听进去了，觉得这就是自己能力的问题。

深深卷入的家校关系

与学生和家长的复杂关系，也是这些深圳新老师们要去适应的。

李雨晴很快被班上的学生骂哭。起因是一个男生上课时没有把书拿出来，李雨晴说了他几句，结果这名男生直接在全班面前骂她脏话，李雨晴当时就被气哭了。

还有一次，批改作业时，有个学生做作业不认真，每道题都做错了，李雨晴直接给作业上打了一个大叉。结果，学生的爸爸凌晨2点给她打电话，并且发了不少辱骂的言论。

更不确定的是，遇到什么样的学生，对老师们来说，全靠运气。

刚进学校时，张雅雯带四年级，班里有几个学生会在上课时在教室地板上爬来爬去。有一次，两个学生闹矛盾，上课铃响了还在吵架，其中一个学生拿起剪刀要朝另一个人扔过去。「要不是我立刻把他的手抓住，可能要有学生受伤。」这么一折腾，一节课前15分钟就没了。班上一个女生安慰她说：「老师你不要去管这些男生，他们不听就算了，我们想听，你给我们讲就好。」张雅雯差点哭了出来。

还有些时候，班上同学打架，会出现头撞到桌角一类的流血事件，这样的情况往往更难收场，因为还会导致几方的家长来到学校继续争吵。而处理这些教学之外的意外事件，都是班主任的工作。有家长跑过来指责张雅雯，说她能力不行，怎么连这些学生都管不好，最后还指着她的鼻子问：「你是什么学历？」

张雅雯回答，她是中山大学的，这位家长沉默了片刻，转而去质问另一个学生的家长：「你是什么学历？」

在深圳另一所中学的初中物理老师江江说，她所在的学校，绝大部分生源都来自在深圳奋斗的个体户家庭。「他们大部分都是很尊敬老师的，但有的家庭孩子比较多，管不过来，孩子不听话就是打，导致一些孩子也有暴力或者抑郁倾向。」

「我很想帮一下这些孩子，但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常常觉得比较无力。」江江说。她试过许多办法，但最后渐渐变成了一种「没办法」的心态。「有的到初中了，加减法还算不明白，实在是无能为力。」

几年老师当下来，江江也观察到，班上起码有一半的孩子考不上高中。这与她自己的成长经历有相当大的不同。从小到大，她都就读于学习氛围不错的学校，「我一直觉得努力或者好好学习是有出路的，但现在所处的现实却是另一种样子」。

许多能量要花费在教学之外。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周佳宁遇到一个抑郁症的孩子，父亲赌博，妈妈一个人撑起家庭，这个学生心理问题非常严重，一聊到自己的家庭就会暴哭。像这类学生，作为班主任，她都必须重点关注，经常要进行心理访谈，还要做相关的监测。由于这个学生经常自伤，甚至有自杀的想法，这也给班主任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学生的管理难题，不光给上课带来影响，有时候也影响到教师自己的情绪、与家人的关系。有一次，刘梦瑶跟父亲诉苦，说如今的小孩多么难管，结果父亲反而觉得是她无能，「说我竟然连几个小屁孩都搞不定，肯定是自己能力不足，然后还无能狂怒」。

这些感受相当糟糕。小张觉得，「班主任这个身份挺孤立无援的，一旦出现问题，要首当其冲。」

「所以我永远都处在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她发现自己甚至因为压力太大，出现了刻板行为，「比如我可能会突然不停地翻书，翻来翻去那十几页，然后才反应过来我刚刚在干嘛。」

磨损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一些老师开始出现身体上的症状。

有段时间，赵欣怡一写字右手手腕就痛，后来，就算不写字也痛。渐渐地，疼痛还扩展到了整个右手手臂。「疼的时候手肘都抬不起来。」最后只能去医院。与此同时，她换成左手改作业、写板书。结果，左手也贴上了膏药。

有一次，她去医院看病，还带着没批改完的作业。这个时候，她已经被诊断为手腕腱鞘炎、手肘筋膜炎，还有神经根型颈椎病等等。医生看到她，跟她说：「你都这样了，还在上班吗？」

她当时眼泪就开始止不住往下流。「我为什么会这样？」

深圳教师虽然在老师群体里算收入高的，但对于赵欣怡来说，看病也大量消耗了这份收入。「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我个人医保账户每个月都能清空。」

这也是个慢慢失去对自己身体掌控感的过程。「我大概有大半年时间，每天站立不能超过10分钟，因为我筋膜发炎，得不停去医院、住院，所以我那段时间心里非常难受，就感觉人生一团乱，什么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赵欣怡的医院诊断书。受访者供图

北大毕业的陈雪婷发现，同期入职的心理老师，也包括在校工作了七八年的心理老师们，都陆续离职，她最后也选择了离职。「我感觉很多时候我更像是一个消防栓，主要是为了预防危险出现，而且这个消防栓时不时还要被拿来充门面。」她觉得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学校并没有什么判断标准，在教师评价体系里，心理老师的存在感也很弱——衡量一个老师的标准往往是公开课上得怎么样，或者有没有拿到一些教师技能比赛的奖励，「由于心理咨询本身的特殊性，导致成果很难被看见或者量化，所以学校就会更侧重教学方面的考核和评估，这反而偏离了考核初衷，不是说这部分不重要，而是光从头脑层面的理性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整个系统的支持，看到每一个孩子作为个体本身的情感与需要」。

还有个问题也值得关注。「中学心理老师很多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心理咨询系统训练，他们缺乏专业系统的支持来为学生提供帮助，这样一来，既会损耗心理老师自身，学生们的咨询也效果不佳。」她说，「我听过不少学生吐槽心理老师没用。」

社会似乎对老师这个职业有一种天然滤镜，比如常把老师和「奉献精神」相提并论。陈雪婷却觉得这也给老师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如果别人出于自我价值实现，她也愿意，这叫奉献，但是，不能用这个话术强迫人」。

在深圳，当周佳宁进入这个系统，「我发现教师这个职业其实也是按照996或者007这个运转机制来工作的」。她觉得这也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特色，「教研活动、教学比赛都非常多，小到学校举办的一些年级活动，大到区、市、省级的比赛，我们都要参加」。

这些大大小小的比赛，学校要求「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或者入职三年以内的新教师必须参加」。平均每两三周，周佳宁就会接到一个比较大型的比赛任务，需要专门花时间准备，「除非你能拿出病例，证明你没法参加，那么你从此的确可以轻松一些」。

就算是家里有许多当教师的长辈，也不一定能理解她。「上一代的教师，跟我们这一代还是不同，他们总希望用他们的思想来帮助我，让我复刻他们的轨迹，给我规划好路线，然后说这样就会轻松。」

这给了她另一种压力。入职第一年，她经常会在深夜加班时崩溃痛哭，想辞职。而她也在教育系统内的母亲就会跟她说：「所有人都累，只要是工作的年轻人都很累，你不要一味就喊辞职。你做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的，我知道没有你说的那么累，那都是你给自己附加的，你只要改变心态，就不会觉得累，所以不要跟我喊累。」

听完之后，她更崩溃了。而工作一年后，她第一次在体检中查出了结节。

信念的裂缝

有些名校毕业生在成为教师后发现，过去一直生效的「有付出就有回报」的信念链条断裂了。

张雅雯非常想成为一个好老师。她的挫败感来自：「可能你准备了100%，但学生完全不配合，你希望有90分的效果，最后可能只有60分。」

她也反思过：「或许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从小到大比较顺利，在高考、上大学期间，付出的努力，也能看到正反馈。但是做了老师之后，才发现有很多事情不是你努力了，付出了，就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这个事情会让我心里很难受。」

原本她是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人，但当了老师之后，她一度觉得「自己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

「我一度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我是不是真的不行，才导致上课时这样的状态。」张雅雯说。有时候她会想，是不是气场比较强势的老教师，才能镇得住场子？但她自己又不是这样的人。

这让她越来越抑郁，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我根本不想进入学校，不想进入这个班，一想到要进班，我就很痛苦，甚至一到课间，我就想躲到厕所里面。」而她也真是这么做的，有时候一天之中，她会好几次躲进厕所，「我也不知道我去干嘛，但我就是觉得我在那里可以得到喘息，可以不用看到任何老师、任何学生。」

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老师们，无力感可能各有不同。深圳一名教过不同学段的老教师总结：「对小学阶段来说，老师有时候像是保姆，常常卷入协调矛盾纠纷的困境里；到了初中，有的班上一半的学生上不了高中，这种局面哪怕你是清华、北大毕业的老师来教，也很难改变；而到了高中，则要面临高考的压力，可能会有从早到晚的各种自习，还有更大的教学压力要面对。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辛苦。」

江江也有同感。她去的是一所深圳的新学校，排名靠后。她发现，自己能影响到学生的，似乎很少。「好像无论我怎么管教，也管不动，所以会有一些挫败感。」她跟同事们一起聊，一些资历更老的老师会传授她心得——「当老师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要放下助人情结。」这让她困惑。

刘梦瑶也说她陷入了一种周期性的抑郁，「过两天觉得还行，过两天又崩溃了」。有时候她会想到有这种处境的也不光只有自己，「比如隔壁一所很普通的高中，他们那的英语老师是哈佛的，化学老师是北大的……而且我学生还很淡定地跟我讲，你们学历高又咋了，学得好又不代表教得好。」

她觉得，「这世界简直癫狂了」。

出路

小张准备再次考研。「我一边当老师，一边在下班之后继续学习。考研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下班了，可以不用再想工作上的事情了。」下这个决心也是因为有一次，一位家长凌晨还在给她打电话，她觉得自己一定要设定一个界限，10点后不回微信消息，与「工作」做个切割。

依靠复习考研，她又能回到一直以来的学习者身份，而她也发现，学习并不会给她带来痛苦。

周佳宁熬到第三年，终于迎来了职业上的一次转机。当时的校长看她带班出色，任命她为学校中层。「尽管工作更累了，但它带给我非常多的机会和成长。」与此同时，她还利用寒暑假考博，并且最终考上了。那时摆在她面前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做团委书记，向学校管理层努力，要么回去读博士。两条路都可以摆脱目前的困境。「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好。」

有些时候，要想获得正反馈，还需要一些运气。比如，真正治愈张雅雯的，是在带完三年管理难度很大的班级之后，她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天使班」。「我跟这个班的学生特别合得来，他们也很喜欢我这种风格，下课后还愿意来请教我。」

「在我遇到了天使班以后，我发现原来我上课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上课的状态也很好，所以我又开始重新信任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了。」张雅雯说。

刘梦瑶是通过一场实验，解决了内耗问题。这场实验花了她四年，以验证她对不同学生的影响。

当时，刘梦瑶重点关注了一些学生，持续追踪他们的状态两三年时间。她发现，哪怕她在教学上努力翻倍，而学生自己只愿意努力10%，这些学生还是没法进步。而如果学生自己突然很想学，反而会一下就进步非常大。「我意识到，学生的进步与否，可能跟老师的能力没有太必然的联系，关键还在于他们自己是否想学。」刘梦瑶说。

想通这一点很关键。「过去我觉得，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也相信外界的力量足以改变一个人」，但现在，她慢慢放弃了这个想法。「我现在觉得人很难被改变，只有当这个人真的很想改变，你的努力才有意义。」

离职，是这些教师们最后才会选择的路。

这并不是一个能轻松做出的决定。它意味着抛弃相对体面的收入，稳定的工作，以及社会认知体系中的职业光环，还要重新进入社会，面对大量新的不确定。

对李雨晴来说，真正触发离职决定的，是延迟退休政策的公布。「我当时算了一下，我至少还要干28年老师才能退休，立刻被这个吓到了。内心很真实的一个声音就是，『我干不了』。」

辞职前一个月，李雨晴在她的心理咨询师鼓励下，决定跟父母好好谈一次，把自己的真实情绪表达出来——那是她30年来第一次鼓起勇气向父母说真心话。

从小到大，面对「要求一定要做到最优秀」的父亲，她一直是持续讨好的状态。「我父亲有学历崇拜，觉得教师、医生这些职业最稳定，然后我也一定要做到最优秀。从小我真实表达情绪的时候，他们都是会打压我，觉得你怎么那么脆弱。以至于我当老师之后，在学校受到委屈，赛课没有拿到好名次，我都不敢回家哭。很多时候，我是在楼下、在车里哭完才能回家。」

那天晚上，她把内心全部的情绪都告诉了父母。出乎她意料的是，妈妈接住了这些情绪。「我妈妈一边哭一边拥抱我，她说对不起，是爸爸妈妈以前没有做好，如果真的做得很痛苦的话，我们就辞掉不做了，我们希望你开心。我爸爸有点回避型，但他也努力地在接纳了。」

离职那天，李雨晴直接让AI帮她写了一封「在编教师辞职信」，交了上去。

江江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离职时间表。「我给自己一个承诺——把这一届学生带完，我就辞职。靠着这个劲头，我又坚持了一年。」

最终辞职前，她一个人在深圳的海边走了一整夜，在深圳湾待到第二天清晨，看了一场日出。她想了许多事，关于决心与勇气。看着太阳从海平面升起，自己也慢慢下定了决心。

不过，江江离职之后的感受也很复杂。「当时觉得我一秒钟都不想呆了，但现在又觉得是不是离职太早了，好像再坚持一下也能坚持。」

「这半年我的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会迷茫，甚至也会后悔，特别是一起床一睁眼，会觉得原来我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了，别人都有他们要忙的事，而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段时间，李雨晴反复思考一个核心问题——「难道人的价值，一定要被工作所定义吗？」

但后来，她慢慢把离职视作一次自我思考的机会。有一次，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了篇《30岁，我亲手砸碎了自己的铁饭碗》之后，不少老师在后台私信她。「不少人跟我的状况非常相似，他们也没有出口，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梦瑶也想离职，但她发现自己低估了转换行业的难度。她原本想再干两年，转去高校里的行政岗；或者去大厂找个跟文化教育相关的岗位。结果两条路如今都有些走不通。「这两年高校行政岗开始要博士了，大厂形势也不太好，没有转成。」

还有第三条路是，换去国际学校，就不要编制了。「但最大的问题是这两年实在太累了，身体不太好，只能先休息一下。」

与此同时，这几年深圳部分教师工资的缩水，也变相推动了一些教师辞职的决定。多名受访者发现，相比2021年以前，疫情后深圳教师的待遇有了一定的下滑。虽然客观上来说，深圳依然是全国教师收入的高地，但对一些老师来说，从年薪30万变成年薪20几万，这份工作的吸引力还是下降了。

北大毕业生、中学心理老师陈雪婷离职时，学校没有太挽留。不过她还是非常感谢这段在深圳当老师的经历。「现实层面上，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过渡，尤其是学校还给我提供了一段很宝贵的专业经验，因为学校的咨询量非常大，也非常复杂。」

已经回到大学读博的周佳宁，也还会怀念深圳。前段时间，她又回去了一趟，当她一落地深圳宝安机场，就发现自己立刻被这种氛围影响。「许多人穿着名牌、背着奢侈品包包，是一种社会精英的感觉，尤其是在值机口那一带，有许多带插座的座位，我就看到许多人在等飞机时还抓紧时间在那里办公。」

她感叹，深圳不愧是一座奋斗的城市。但更多时候，她相信自己新的体悟——「不要为了在工作上获得什么，或是为了获得某些社会标签，付出你的健康、快乐和自由。」

百般纠结之后，依然选择继续当老师的，是赵欣怡。

曾经有段时间，教语文的赵欣怡很羡慕体育老师，她甚至想过再去学个体育专业，改行当体育老师。因为有一次，期末前她正在给学生们复印卷子，从窗户里向外看，看到没有课的四个体育老师在操场上玩飞盘，「他们特别快乐，窥见他们的那一刻，我感觉我就像一个窝在地下室的人，羡慕他们可以光明正大走在阳光下」。

那个时期，离职的想法常常在赵欣怡脑海里徘徊。她甚至已经把辞职信写好，塞到了领导办公室的门缝里，还拍照发了朋友圈。

但也有另一些声音在挽留她。

「记得我上一届带的一个班，之前一直是中等的成绩，我带完之后，那个班基本都是第一名的水平。而现在，我生病了正在请假，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这一届学生的信息，问：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

有一天，正好是放学的时候，她从校门口路过去吃饭，偶遇了她请病假前教的两个班的学生，「她们看着我的眼神都拉丝了，有的恨不得过来抱住我。她们都在问我：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教我们？老师，你还会不会回来了？」

她改变了主意，跟校领导说：「我再考虑考虑。」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