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法中，第八十九条明确指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将先处警告；警告后仍不改正，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这项新规，标志着我国养宠治理理念的一次重要转向。它首次明确“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法律边界，推动治理向繁育、销售等前端环节延伸。

这意味着，管理的逻辑不再仅限于末端养犬人的日常行为，而是在法律层面初步构建起覆盖“销售-繁育-饲养-管理”全链条的宠物治理体系。同时，条文中使用“危险动物”这样的广义表述，也从规则语言上实现了从犬类向其他高风险宠物的适度外延，具有重要的行业引导意义。

当然，制度的进步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烈性犬”和“危险动物”的认定权归属于谁？哪些行为可视为“放任”？如果这些概念在法律和政策层面缺乏统一界定，执行就容易落入模糊地带，影响治理效果。

近日，西安市一份重点限养区内的禁养犬种名单就引发了一定争议。名单中包括边境牧羊犬、金毛等常见犬种，令不少犬主担忧自己的宠物成为禁养犬。警方回应称，该名录并非“国家烈性犬名单”，而是基于本地限养区标准制定，其核心依据是成年犬肩高是否超过50厘米。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统一的烈性犬认定标准或权威禁养犬名录。网上流传的多份所谓“国家级烈性犬名单”截图，多为误传或未经核实的信息。现实中，“烈性犬”的认定在不同城市之间标准不一、落地方式差异显著。

在许多地方，大型犬常被直接等同为高风险犬。管理者基于一种“防止极端后果”的逻辑，认为大型犬一旦失控，其潜在伤害远大于小型犬。这与大货车在密集城区道路受限的管理思路类似——并非认定其驾驶人不守规矩，而是其一旦出事，代价更大。

以体型为基础的限养标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现实合理性，但如果长期停留在此类静态指标，而缺乏针对行为表现、饲养人资质、伤人记录等多维要素的动态评估体系，也容易引发误判，进而影响公众对规则的认同。

因此，在新法设定底线的基础上，还需配套完善地方性条例与行业标准。一方面，地方可以根据城市密度、居民结构等实际情况，对禁养犬种和限养区域进行细化；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制定行业规范，涵盖宠物繁育、交易、登记、饲养、救助等环节，形成从源头到末端的全流程监管。

未来的养宠治理，不应被困在“哪种狗该禁，哪种狗不该禁”的争执中，而应将目光投向更宏观、更系统、更科学的规则建构，补齐制度短板、厘清权责边界，构建起一套清晰、动态、可执行的法律体系。

（作者系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