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贸易环境因少数国家的扭曲贪欲而恶化。但作为国际社会的核心国家，韩中需要紧密合作，维护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这关乎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共同繁荣。全球自由贸易环境受损，对韩中两国均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若在此情况下两国关系改善，双方将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增长新突破，同时强化共同安全。

作为近邻，韩中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共同文化背景，但近年来多种因素导致两国民间交流出现一些负面情绪。随着韩国新政府上台，如何重建韩中民众的相互理解和情感联结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事实上，过去几年通过我创立的韩中全球协会推动的民间交流合作，已充分证明由于地理邻近，韩中数千年来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历史互动，形成了世界上最相似的文化、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换言之，两国拥有世界上最牢固的情感纽带。有鉴于此，促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和情感联结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增加民众互动、沟通和 “直接接触” 的时间。两国民众直接交流接触的机会越多，彼此之间的误解与偏见就越少。我坚信，随着相互理解和情感纽带的进一步加强，两国民众将建立起愈加珍视彼此、且越来越不易被外部负面因素动摇的关系。

前总统尹锡悦的“价值观外交”采取单边倾向，导致中韩双边合作屡屡受挫。实际上，尹锡悦政府的 “价值观外交” 主张 “与重视人权、自由民主的国家加强联系”，但坦率地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不重视人权和自由、民主呢？每个国家环境不同，表现形式略有差异，但这一普世价值历来是正常国家的共识基础。尹锡悦政府的 “价值观外交” 建立在荒谬且不合逻辑的前提下，大多数具备常识的韩国民众不会支持，因为这种外交是与寻求对抗和分裂的国家加强联系，同时损害韩国的国家声望，危及国家生存与繁荣。在这种情况下，所幸李在明政府正尝试以“实用外交”回归正常的外交轨道。

长期以来，韩美同盟是韩国安全的基石。遗憾的是，朝鲜半岛目前仍处于南北分裂状态。此种情况下，韩国严重依赖韩美同盟来保障自身生存与繁荣，这一同盟确实为韩国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持。但美国目前正试图将韩美同盟用于不同目的，导致韩国面临被卷入东北亚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这违背了韩国自身意愿。这将带来非常危险的局面，不仅有损韩国国家安全利益，也不利于东北亚整体和平安全架构。换言之，韩国需以21 世纪“中等强国外交”的姿态，秉持中庸精神，不过度偏向任何一方，追求全球共赢。

近期美国决定对钢铝等产品加征关税，将对韩国相关产业带来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可能会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对冲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通过推行“实用外交”，追求自由贸易、广泛开放、交流与公平竞争的李在明政府，将避免仅与特定阵营互动合作的不切实际态度。只要符合互利原则，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主导的国家，韩国都会与之携手。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应对和克服各种障碍与压力，正是李在明政府需要展现的能力。

提升中韩经贸合作，三个问题不容忽视

张慧智

李在明政府上任后在对华关系方面，表达了“积极修复与中国关系”的意愿。这不仅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对冲“特朗普冲击”的战略考量，也是克服国内经济问题的现实需求。

新政府上任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和民生问题。2024年度韩国GDP 2%的增长率全靠出口支撑，内需贡献率极低，仅有0.1%。在通胀严重、内需不足、建筑业投资大幅下滑的情况下，美国实施的“对等关税”及全球市场需求低迷给韩国出口带来严峻挑战。

今年5月，韩国出口贸易同比下滑1.3%，其中，对中美日等国的出口贸易均减少8%以上；6月华盛顿对汽车、钢铁的关税由25%提升到50%后，韩国出口将面临更严峻局面。特别是第一季度GDP环比萎缩0.2%，促使国际国内研究机构纷纷下调2025年韩国GDP增长率预期，最低只有0.8%，给韩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李在明上任伊始，就开始采取多种政策落实其“振兴经济、改善民生”的竞选承诺。对内提出以“公平公正的经济结构”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与投资；对外努力推动韩美贸易均衡，在缓解关税压力的同时，致力于通过恢复和深化对华经贸合作来对冲美国风险。但在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李在明政府无法忽视中韩经贸合作面临的几个现实问题。

首先，如何看待中韩对美贸易的替代效应。由于中韩对美出口产品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中国对美贸易减少释放出的市场确实为韩国提供了增长空间。根据韩国学者的计算，从2021年至2024年，因贸易替代而使韩国对美出口增加了69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占美国进口市场比率由18.5%下降到13.8%，韩国则由3.4%增长到4.04%。当前美国对中韩的关税水平差异较大，中国对美出口大幅减少，给韩国汽车、汽车零部件以及二次电池等行业提供了更多出口机会。因此，部分韩企存在“美国制裁中国有利于韩国出口”的心理期待。如果韩国对美关税谈判过程中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关税减免，必然使中韩关系重新乌云笼罩。

其次，如何协调强化中韩供应链合作与“摆脱对华依赖”的矛盾。在全球产供链重构进程中，韩国积极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联盟”，出台“供应链三法”，努力降低对中国原材料与中间品的贸易依赖，以实现“经济安全”。但其结果却是韩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对华进口依存度依然维持在70%-80%的高位；对华中间品进口占其中间品进口总额比率达28%以上。韩国一方面深刻感受到中国对维护其产业供应链安全的“不可替代性”，认识到强化双边供应链合作是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途径，同时又千方百计致力于供应链的“去中国化”。李在明政府需要明确中韩产业供应链合作对韩国的经济安全究竟意味着什么，才能采取切实合理的政策措施强化双边供应链合作。

再次，在日益激烈的产业科技竞争中如何深化中韩合作。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韩国部分媒体由过去热炒“中国间谍窃取韩国技术”，逐渐转变话术为“引领K-制造的韩国企业正因中国企业的全方位压力而动摇”。根据韩国科技部的“2022年度技术水平评估”结果,中美日韩欧等主要经济体在AI、量子、机器人、半导体、未来汽车、二次电池等核心产业技术上的竞争力排名，分别为美国（100）、欧盟（94.7）、日本（86.4）、中国（82.8）和韩国（81.5）。在上述产业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韩国的首要目标可能将是超越中国，因为中韩两国科技的平均差距最小，且中国刚刚超越韩国，地位尚不稳定。中韩两国如何在科技产业形成协调沟通机制，实现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不仅是对李在明新政府的考验，也是两国政府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课题。

韩国追求战略自主的倾向越发明显

王俊生

实现战略自主几乎是每个国家追求的目标，韩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进步派执政时更为在意战略自主性问题。作为保守派的尹锡悦政府在执政时奉行“战略清晰”，一边倒地站队美国，而刚刚上台的进步派总统李在明对此持批评立场，认为这恶化了韩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以及恶化了朝鲜半岛局势。

区别于尹锡悦政府的“价值观外交”，李在明将其外交定位为“实用外交”，强调针对不同国家发展不同类型的外交。同时，“实用外交”表明外交路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具体环境变化灵活调整外交方针与政策。由此可见，李在明上台后尽管没有提出战略自主概念，但是其总结前任政府经验教训，淡化意识形态站队，外交内涵已明显表现出追求战略自主的倾向，旨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主动权。例如李在明缺席6月24日至25日举行的北约峰会，由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圣洛代为出席，标志着韩国四年来首次打破参会惯例，既是对尹锡悦政府对美一边倒政策的纠偏，也是实现战略自主的初步尝试。

追求战略自主不仅是进步派一贯的政策取向，也与当前韩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无差别提高关税，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义务”。此次北约峰会，在美方施压下北约决定到2035年将成员国的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5%，今后华盛顿势必也会向韩国、日本等国家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要求，李在明政府需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来平衡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

另一方面，中国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李在明政府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已经连续20多年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则于2024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韩在产业链与供应链上深度融合。李在明上台后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因此更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李在明多次表示中国是韩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对朝鲜半岛安全产生影响的国家，“韩国无法承受疏远中国的代价”。李在明还对中国所关心的涉及主权安全核心利益问题有明确认知，比如，针对台湾问题，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无论台湾海峡发生什么，都与韩国无关，韩国不应介入台海问题。”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李在明政府战略自主受到国际与国内因素制约。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在安全和防务上高度依赖美国，美国曾在过去防卫费分担、导弹部署、韩日关系调解等多方面对韩国施加压力。今年5月初媒体透露美国正在考虑从韩国撤出大约4500名军人，也是华盛顿在李在明政府上台前对其施压的一种做法。在极端情况下，面对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地缘风险升级，华盛顿还有可能迫使李在明政府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从国内看，70余年美韩同盟关系发展，华盛顿对韩国国内政治影响深远。尹锡悦弹劾案引发的韩国政局动荡，再次激发了国内保守派与进步派的政治极化。李在明在总统大选中的得票率为49.42%，没有超过50%，而来自保守派的两位对手的得票率分别为41.15%和8.34%，总和超过李在明的得票率，反映出保守势力在韩国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保守派外交上的鲜明主张仍是加强与美国关系以及在此框架下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并将李在明的“实用外交”批评为 “亲华反美”。上台后，李在明积极提倡国民“统合”，试图弥合在戒严、弹劾、选战过程中严重割裂的民意。预计，李在明未来的战略自主政策仍然会顾忌国内保守派的反应。

总体而言，李在明政府的“实用外交”为中韩关系改善提供了机会。我们需加强战略谋划、推动战略互信，并通过持续的制度型开放、深化合作，做大互利蛋糕，为中韩关系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也要意识到，对李在明政府而言，实现战略自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在安全风险、经济利益与外交灵活度中取得平衡，其寻求战略自主最终能走多远，我们还需谨慎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赵海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