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平

　　旧时，农历六月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这一天，老百姓忙着晒衣服，读书人忙着晒书，朝廷的銮驾库、皇史宬也忙着晒档案、晒皇家典藏文书。因为天气炎热，还要给大大小小的动物洗浴，以除虱蛀。尤其是在元明清时的京城，六月六有盛大的洗象习俗（某些朝代也不局限于六月六这天，而是在三伏天），很多文人都有诗词记之。旧时人们忙碌而热闹的身影，给炎热的京城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

　　六月六“择吉而动”

　　六月六本身是一个“择吉而动”的民俗节点。明代从宫廷到百姓都会“洗晒赏玩”。在传统文化中，“正月十五”“二月一”（中和节）“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皆是奇数的节俗，唯“六月六”为偶数，宋代始定六月初六为“天贶节”，天赐吉祥之意。

　　传说“六月六”为龙王爷晒鳞吉日，宫廷要晒銮驾与龙袍。因此，这个节日又称“洗晒节”。除祭祀、宴游、尝新、饮清凉、制曲做酱以及调药方等，无人不晒，无物不晒。

　　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说：六月六日，“内府皇史宬晒暴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内府銮驾库、皇史宬等处，晒晾銮舆仪仗及列朝御制诗文书籍经史。士庶之家，衣冠带履出曝之。”

　　寺庙要晒贝叶经书。上海还有“六月六，祀城隍”之俗，迎神设宴，大晒城隍袍，热闹之极。文人则于此日晒书，祛湿灭蠹。历代仕人喜藏书者，将这天称为“晒书日”。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明清画家常绘《晒书图》，可见六月六晒书已成为文人社会常态。

　　至于市井，无论贫富，皆大晒特晒。举凡衣物、药铺、估衣铺、皮货铺、轿铺、酱油铺等等，蔚为大观。

　　六月六这天民间多给猫狗洗浴，以防虱蛀，《野获编》等都有记载。当然，最盛大壮观的节日还数京城洗象。

　　洗象为京城夏日盛事

　　从元、明至清代，北京皇城内专设饲象机构和象房。元代象房位于海子桥即今什刹海东万宁桥（后门桥），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载：“象房在海子桥金水河北一带，房甚高敞。丁酉年元日进大象，一见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撺，马乃能追之。”

　　明代原设于广安门报国寺一带，后移至宣武门内西城根，也称驯象所、演象所，俗称象房。

　　元代象房在今什刹海万宁桥，故洗象在积水潭，时间是六月初六。明代象房迁宣武门之后，不再于积水潭洗象。

　　明人所写的《野获编》详细记载：“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晒暴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则每岁故事也。至于时俗，妇女多于是日沐发，谓沐之则不腻不垢。至于猫犬之属亦俾浴于河，京师象只皆用其日洗于郭外之水滨。”

　　为何妇女、象都要在此日沐发、洗浴？书作者沈德符未说明。但夏日洗象成为岁时民俗，一直岁岁传承。

　　洗象很有仪式感，也很隆重。明人所著《帝京景物略》载：“三伏日洗象，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响闸。象次第入于河也，则苍山之颓也，额耳昂回，鼻舒纠吸嘘出水面，矫矫有蛟龙之势。象奴挽索据脊，时时出没其髻。观时两岸各万众。”顺承门就是宣武门。

　　清人的《帝京岁时纪胜》也有记载:“銮仪卫则驯象所，于三伏日，仪官具履服，设仪仗鼓吹，导象出宣武门西闸水滨浴之。城下结彩棚，设仪官公廨监浴，都人于两岸观望，环聚如堵。”

　　銮仪卫是顺治二年（1645）将锦衣卫改名而来，专司仪仗銮舆，驯象也仍归其掌管。由记载可见，洗象有一整套仪式，旌旗飞扬，鼓声乐奏，大象迤逦前行，入水中扬鼻喷水，当然吸引人们的眼球。

　　元、明、清三朝，很多诗人写过观洗象的诗。

　　元代翰林直学士、诗人宋褧就在万宁桥上观看过大象洗浴，写出了《过海子观浴象》：“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鸂鶒（xī chì）鵁鶄（jiāo jīng）好风景，一时惊散不成群。”

　　明代王士祯、吴伟业、朱彝尊等，也写有洗象的诗歌。王士祯的《洗象行》写得很有气魄：“日中传呼洗象来,玉河波射珊瑚赤。须臾钲鼓干云霄,万夫声寂如秋宵。”可见仪仗队之壮观、观者之众多。

　　现在的宣武门西北上斜街一带，当时是观洗象的最佳场所，每到洗象日，观者中既有官宦仕女，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所以当时观看洗象是北京城一大盛事。

　　王士祯还有一首《观洗象》，笔者认为明清诗人中，这首写得最好：“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笋轿锦成堆。千钱更凭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

　　笔者曾读过徐渭在北京观洗象的一首五言古风《观浴象》，诗亦不见佳，不必引录。徐渭到北京是应辽东总兵、宁远伯李如松之邀。李如松骁勇善战，曾于平壤大破倭寇。徐渭曾任抗倭名将胡宗宪幕僚，参加过讨倭战争，懂兵事，李如松大概是仰慕徐渭的才华，邀他到京小住，恰巧赶上浴象仪式，这对于外地进京者是很难得的，故兴之所至赋诗记。

　　外地文人墨客甚至官员久闻洗象盛况，凡进京若赶上机遇必光临。如前面提到的徐渭，还有写明史巨著的谈迁。他在生前未见到数十年心血的五百万字《国榷》印行。在他逝世三百年后的1958年，始由中华书局出版，随后又出版了他记述北京城郊古迹风土的《北游录》，该书也提及明代时在顺承门（即宣武门）洗象，只可惜谈迁此书风格行文简略，未见详述。

　　明代还有画家如万历年间的吴彬、丁云鹏、崔子忠等人都画过《洗象图》，这些《洗象图》，画中人物为僧人，有佛教色彩，“象”喻佛像之“缘”。清代诗人吴伟业对崔子忠的《洗象图》写诗赞曰：“图成悬在长安市，道旁观者呼称奇”。

　　看大象、观洗象不仅是士子百姓，皇家帝后也好奇。光绪三十年（1904）9月，来自印度的马戏团到天津献艺，引起轰动，据报纸记载，不仅有狮、虎、豹、狗、马等，居然还有大象。事为慈禧太后所闻，竟然也兴致大发，传旨令马戏团晋京为她表演，地点是颐和园西河堤。慈禧见到披挂华丽的大象甚为欢喜，马戏团班主便将大象进献，班主获得一万两赏银。大象被豢养于附近大有庄的皇家御马圈——安和圈，又名瓮山圈，蓄马二百匹及少数骆驼。此后每年盛夏，大象都会被牵至颐和园东北墙外、大有庄前的小河中洗澡，后来此地被称为“洗象坑”。大象洗澡时，附近百姓都会来观看，十分热闹。（王密林：《皇家苑囿与大有庄》）

　　斯时制度，宣武门瓮城的“宣武午炮”很有名气，每日一响，声闻遐迩。还有一处午炮位于德胜门东墙上。但伏日洗象出行，应该不放炮了，大象闻炮响会受惊，很难控制住。

　　如明代天启六年王恭厂火药库发生大爆炸，“天地震响”，震塌房屋“数万间”，在象房的大象受惊吓奔出街衢，行人多被踩伤。后出动百余名军卒才将大象捕回，但也致使不少军卒受伤。大象最终退出玉辂仪仗朝会大典，是光绪十年（1884），起因也是大象受惊致人死亡。

　　退出朝会大典后，一部分大象仍住在象房里。光绪十六年（1890），京城连续下大雨，宣武门被积水堵塞无法打开排水，从象房借来一头大象拉开城门，但大象在回象房路上，因惊雷而致狂奔，所幸无人受伤。

　　补白

　　象奴与象房

　　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废旧禁卫军，建十二亲军卫，其中锦衣卫职能之一即为掌皇帝侍卫与仪仗，大象也是皇帝仪仗，所以锦衣卫有自己的驯象所。清人窦光鼐、朱筠等编撰的《日下旧闻考》记：“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卫指挥一员提督之。”锦衣卫负责管理驯象，其饲养者和管理者称“象奴”“象官”。象奴地位很低，谷应泰所著《明史纪事本末》载：建文帝时礼部侍郎黄观，奉命去募兵，不肯变节投降成祖，家被抄，“夫人并二女给配象奴”。

　　清代，象房归銮仪卫管理，驯象者则由太监充任。

　　明代驯象一般数十头，设管理机构驯象卫，管辖士兵等共20146名。驯象的象奴超过百人。史料记载：“在京象房牛房草料，……派河南、山东并顺天等八府供给。”看来用漕粮陈米喂大象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转嫁地方供给。而且象房监管不严，有驯象员克扣象粮肥私，竟致使大象饿死。另外，大象是有户籍的，分别授赐军职级别享受俸禄，除户部负责供给漕米，工部还要为大象御寒提供毛毡、棉被等，这也是一笔开支。大象的毛毡、棉被均长二十二尺、宽十八尺，这还不算华丽的仪仗用品。

　　大象体形巨大，每日所费食料甚多。从明代开始，规定象食为官仓老米，即存放时间较长的陈米。一日三斗，另配稻草160斤，小象则减半。每日象食渐渐成为负担。

　　据记载，皇家养象最多的年代是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共存栏39头，驯象师多达百人。每一头大象都起有一个威武的名字,并且授予不同的官职，从武弁至大将军不等。乾隆皇帝也觉得象食开销太大，后下旨外藩进贡的大象勿再送到京城，暂交云南、广东地方官府代养。但这无非将养象的开支转移到地方负担，最终还会摊派到百姓头上。

　　清代同治年间，越南两次进贡大象数头，到京后竟逃出东长安街伤人，朝廷下令将大象拘禁，不再参加朝会仪仗。《燕京岁时记》记载此事，说大象“不复应差，三二年间，饥饿殆尽矣”。清代晚期，朝廷不再养大象，徒费财力的象房制度寿终正寝。后来，象房等建筑无人管理，逐渐破败成为民居，并留下“象来街”“象房胡同”等地名。今天的人不会知道，当年在象来街有洗象活动，犹如过节一样。

　　关于象房还有个轶闻，即明代皇帝曾惩罚大臣去打扫象房。明代永乐年间著名的谏官陈谔任刑科给事中，人品正直出言无忌，明成祖朱棣对他又敬又厌，多次惩罚，有一次竟然罚他去打扫象房，这如同廷杖，是对大臣的极大侮辱。

　　大臣有过，罚俸、降职、流放、贬为庶民、判刑及至处死，都会有律可依，罚作苦工纯是明成祖任意而为。陈谔一生多次犯颜直谏，数次有性命之危。打扫象房对他是小菜一碟。陈谔也冲撞过明仁宗，但仁宗仍对他信任有加。明末张岱在《夜航船·谏官》中将陈谔与海瑞、沈炼、杨继盛并列，可见其直谏的名声。陈谔是广东番禺人，受成祖信任，曾担任顺天府尹，时人《明名臣琬琰录》称其“吏畏其威，民怀其惠，歌诵兴焉”。 朱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