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日记石印本清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三日有一则“定子来”的记录，下一页空白，再下页内容为邸抄。检查李氏日记原稿，“定子来”之下被裁去一个半筒子页，即三个半页，篇幅不短，所裁删内容令人好奇。

天津图书馆藏有一部孙咏裳抄的《越缦堂日记抄》，接着“定子来”之后写道：“前日北狩之议，闻枢府匡源、文祥两少宰涕泣力谏，文公至袖刃见上，以死请，叩头流血，愿刎身陛前，不忍见大驾之出。匡公以朱谕令怡王亲见夷酋，奋笔改之，缴还上，谓亲王不宜轻见外夷。卓哉二公，可谓真枢相矣。二公平日皆以恭谨闻，其与人言，谦逊如不及，久居机密，绝无赫赫以一事见者，乃亘遇国家非常之举，挺身犯难，力持于沸腾震撼之交，决赞大计，转危为安。呜呼，是诚社稷臣哉！”（孙咏裳抄《越缦堂日记抄》）是年英法联军借修约之名侵华，驻军天津，是战是和，朝野上下莫衷一是，咸丰皇帝举棋不定。李慈铭当时因捐京官而客寓京师，遭逢乱局，惊惧之下，逐日秉笔直书所见所闻。

同治五年（1866）李慈铭返回绍兴，故友孙廷璋子星华（后更名咏裳）来请业，为门下生，得以阅读其日记并节录。孙氏所抄这一百五十字，显然并非裁去一页半的全部内容，但此一百五十字，佐证了李氏写日记并无“蒙预览”的初衷，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李氏日记的谤书之嫌。这则记录过于赞扬社稷之臣，丝毫不为咸丰帝道地。这年正月，咸丰刚三十初度，但早已无英气，也无底气。英法侵略军势必入京，而他不愿见夷人，也就不愿与阖城子民奋力一战，当议和出现僵局之时，自然以走为上策。

李慈铭大赞的军机大臣匡源、文祥力持守京，时皆为军机大臣。匡源，山东胶州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后随巡幸热河，为“顾命八大臣”之一，“辛酉政变”后罢官回乡。文祥，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咸丰十年，他留京协助奕訢与英法议和、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颇有政绩。匡源奋笔改上谕、力拒亲王见夷人，文祥袖刃力拒北狩，李慈铭听闻二人的壮烈举动，禁不住表彰他们凛然风骨。当时僧格林沁驻兵天津，炮台高筑宣战，其实并无决胜把握，战前已暗劝咸丰暂离京师避风头，同时桂良也奉命往天津议和。咸丰帝做两手准备，一面鼓励将士、安抚民众，一面暗中准备车辆、规划北狩行程。李慈铭高度评价匡、文，即代表了广大民意——皇帝勿弃城而去。然而八月初八日凌晨，咸丰帝即从圆明园后门离开京师。

翁同龢日记也记录文祥力谏咸丰帝守城一事，八月初一日记道：“前日之旨系醇邸痛哭力争，请身先士卒亲一决战，惇邸亦以为言。军机文祥争之尤力，故有是德音。”（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时因五宇钞案与肃顺分歧大，以体仁阁大学士请病假赋闲，他得到的宫中秘闻应该比刚入京捐官的李慈铭更可靠。李慈铭八月初三日才写文祥力争之事，显然滞后于翁同龢，但他二次提及“上”，翁氏却很谨慎，只字不提咸丰帝，他前后数日皆抄录有上谕，但也仅作实录之观而已。

李慈铭这则君臣争执的传闻，有可能是“定子”带来的内幕消息。吕耀斗字庭芷，一字定子。江苏阳湖人。道光三十年进士（1850），官翰林院编修多年不升迁，家书不通，生死未卜，焦虑之极。李慈铭咸丰十年三月十三日写道:“目极南云，心魂俱失。是日春光初丽，殊有鹂声草绿之媚，乃转觉风日惨昏，几非人世，独坐咄咄，眠起不恒。家中负郭数椽，念已无存。老母弱子，不知隐避何所?”吕耀斗同病相怜，提笔批注到：“读此数行，我心增怛。耀斗泚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后二日，吕耀斗接到噩耗，常州城破后其姊弟皆殉难，李慈铭立即写信宽慰他。吕耀斗时官翰林院编修，其消息更及时、可靠，他不停带来最新情势。六月三十日，吕氏来访李慈铭，告知大沽被围，此后陆续来告僧格林沁与英法侵略军在天津的战况。

七月二十五日，李慈铭听到咸丰已敕整备六军、假名亲征实为行计的传闻，他期待皇帝取消这场冒险之旅，“匪特大驾一出，京师皇皇，而伏莽窃发于跸路，卫军扇溃于中道，皆有垂堂踦衡之危。列祖神灵，所当申儆，以阻此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然而次日宫中已具车三百辆。二十七日，南书房、上书房潘祖荫等人及六部九卿、都察院堂官、五城御史递交止驾的连衔封奏，均留中不发。另一方面，咸丰帝却积极发朱谕辟谣，称车辆实为亲征所准备。李慈铭与翁同龢都抄录了这则上谕：“近因军务紧要，需用车马，纷纷征调，不免啧有烦言。朕闻外间浮议，竟有谓朕将巡幸木兰，举行秋狝者，以致人心疑惑，互相播扬。朕为天下人民主，当此时势艰难，岂暇乘时观省？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预行宣示，断未有銮舆所莅，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所有军营备用车马，着钦派王大臣等传谕各处分别即行发还，毋得尽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议而定人心。”李慈铭此时仍天真认为，“盖此行本非上意，有进无退，利害较然者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这份稳定人心的“德音”，茅海建先生推测为很可能是文祥主笔，通过辟谣的方式，“用咸丰帝的嘴来绑住咸丰帝的腿”（茅海建《苦命天子》）。八月初三日，大学士桂良等赴天津与英法议和初步成功，承认《天津条约》，再偿银二百万两、天津开埠、夷人四百人以下准入都城。朝野士人认为此举有失国体，但皇帝能因此不抛弃百姓，也算不幸之幸，因此这一日，李慈铭歌颂匡源、文祥死谏，也相信皇帝会与京师共进退，天下可“转危为安”。

然而八月初五日，和议出现了变局，巴夏礼要入京面见咸丰皇帝并亲递国书，怡亲王载垣告诉他应该遵循的朝仪及冠服之制，巴夏礼不接受易服及跪拜之礼，怡王遂告僧格林沁“是和不可成，当亟战”。初七日，胜保大败于通州，受伤坠马，被车运往京师，当时各戏园正在演剧，见此阵势一呼而散，仓黄奔避，内外城门紧闭，气氛顿时空前紧张。议和不成，惟有一战，于是咸丰帝再理北狩之计，初八日早饭后，“车驾东出，宫眷俱仓黄行，人心大震”（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潘曾绶记道“圣驾巳刻起銮巡幸木兰”。（潘曾绶《潘曾绶日记》）翁同龢日记则写道：“闻圣驾出巡，廷臣（瑞常）有伏地力争者，麾之出。六宫先行，肃顺随扈，惠亲王等均扈跸行。陈子鹤大司寇邀余兄弟至团防公局议事，余辞之。”（翁同龢《翁同龢日记》）

初七日晚、初八日早，李慈铭表兄陈寿祺正在圆明园等待引见。陈寿祺应军机章京考试得名第八，定于初八日引见，初七晚他就进园，发现内官四处寻觅车辆，围以黄帷，晚间宫眷已经出城完毕。他等到次早，被告知取消引见，只好在混乱中匆匆离园，并将消息告知李慈铭：咸丰帝于巳刻（上午九点至十一点）由肃顺等人随扈，从圆明园后门离开。

四个小时后，内城士大夫纷纷携家往城郊避兵，沿途烧饼、馒头等干粮一抢而空。翁同龢携家至房山，“未刻，余奉母至吕村小住以避之”，翁曾源奉母至密云，翁曾筹携妻子至昌平，翁同龢岳父汤金钊迁保定，举家为保全之计不得已四分五裂，途中避兵者络绎如织。（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朱学勤往房山，许乃普往涿州，潘曾莹往西山，潘曾绶于初十日到戒台寺，十四日西郊门头沟潭柘寺，潘曾玮则住雄县。（潘曾绶《潘曾绶日记》）这天吕耀斗携友蒋某来访李慈铭，晚上李慈铭又写信给吕氏，物价腾贵数倍，市无贸易，京师笼罩在恐怖的云雾中。在京士人高心夔、王闓运、莫友芝等人迅速离京。

李慈铭与租住在顺治门大街的同乡京官周星誉、陈寿祺等，及新结识的吕耀斗、陈孚恩子侄等，既不能返乡，也无力往京郊避兵，惟有坦然与城共存亡。圆明园大火之际，他亲眼目睹，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记有双行小字写道：“是夕，城中人见火光大恐，贵官多易服率其家室四处求窜，达旦不止，号哭之声闻于远近。”但此句之下也有涂抹，据孙咏裳抄本《越缦堂日记抄》知李氏原稿写道：“某相国宅中眷至徒行街市中。予与叔子掩关高卧，坦然不顾也。”

“某相国”究为何人？一般来说宰相要有内阁大学士衔，即所谓入阁拜相。那么咸丰十年任宰相者是哪些大臣？

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四日午后英法侵略军焚烧圆明园，“连日都人纷纷奔避，朝官多尽室行，常熟（翁心存）、寿阳（祁寯藻）二旧辅皆去。今日出城者尤众，车马络绎，坊市为空。其自海淀逃入城者，扶老襁幼，系路不绝。贵官有先避居海淀者，前夜忽闻夷人至，多弃家属赀装而逃。都御史沈兆霖宵行迷路，奔窜百余里，始狼狈入城。军民被焚之家，焦烂四窜，哭声震郊。以万余岛夷孤悬深入，而致辇毂之下惨变至此，可为长恸。”（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是日翁同龢经过海淀，“路逢难民，老弱妇女，累累不绝”。（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翁同爵等随员在保定中州会馆东馆，“自昨日午后起，西北烟焰蔽天，探马回，云淀园尚无恙，然陈设已有土匪抢劫，南海淀一带民房亦多焚烧，难民络绎于道，恭王等已至长新店矣。”（翁同爵《翁同爵日记》）

亲历守城的浙江金华人胡凤丹追忆咸丰十年（1860）八月京师乱局时写道：“庚申，夷兵逼近京城，办事王大臣贾相国等奏请户、兵、刑部随带司员二十人。迨中秋日，火焚淀园，只翁玉帅、陈秋帆、陈棣珊及余四人在局，余皆挈眷出城。”又其《感恩纪事》题注云：“庚申八月，京师戒严，周芝台、贾筠堂两相国，陈子鹤、赵蓉舫两尚书出屯外城，奏带部员十六人，凤丹与焉。”（胡凤锦《退补斋诗文存》之《辛巳暮春生日自讼》）翁玉帅即翁同爵，他在咸丰十年八月十一日日记中写道：“至署，知贾相派余及绂臣在外城办事处当随员，晚至白衣庵，贾、周、陈、赵四堂先后到。”（翁同爵《翁同爵日记》）翁同爵、胡凤丹是“贾、周、陈、赵”的随带司员，陈孚恩任户部尚书，赵光署理兵部尚书，二人皆无大学士衔，李慈铭所称内城“某相国”，很有可能是胡凤丹记载的“周芝台、贾筠堂两相国”，周祖培，河南商城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时官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为留京办事大臣；贾桢，山东黄县人，道光六年（1826）榜眼，时官吏部尚书，以体仁阁大学士为团防大臣。二人是咸丰十年实掌宰相实权之人，“某相国”，当指二人而言。

咸丰十年（1860）八月，李慈铭在顺治门大街的蜗居中，为文祥、匡源构筑的道德丰碑，湮没于紫禁城里仓皇北去的尘烟中，所幸的是，孙咏裳抄录的断章，仍隐约可见英法入侵时帝王将相的抉择及其历史张力。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登上政治舞台，大臣们编制《治平宝鉴》为其进讲治国之道，但她的施政经验可能仍来自其夫君咸丰帝。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八国联军侵华，慈禧与光绪帝西狩，与咸丰十年庚申（1860）咸丰帝北狩，虽相隔四十载、历经五“庚”（庚申、庚午、庚辰、庚寅、庚子），但其应对外敌的策略如出一辙，可谓名副其实的“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