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奔马（中国画）

九方皋（中国画）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厅外墙上，巨型花岗岩浮雕引人注目：几名高大健硕的壮年男子，手持钉耙，奋力挥向土地。画面张力十足，人物顶天立地，神态各异，身体肌肉线条夸张，似有磅礴之力、雷霆之势。这件长36米、高12米的浮雕名为“愚公移山”，是以艺术巨匠徐悲鸿的代表作《愚公移山》为蓝本而作。

今年是徐悲鸿诞辰130周年。徐悲鸿是在国家危难与社会动荡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将“生于忧患”这一理念内化为艺术革新动力，其作品展现了逆境激发的变革与自我超越，传递出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家国情怀。

艺术再现传统故事

返回中国古代典籍，将传统故事转换为艺术形象，是徐悲鸿尝试的一条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之路。

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取材于中国神话传说，也是其艺术生涯的杰出代表作。这幅画作在创作上突破传统理念，以人体为主要描写对象，充分展示了劳动中的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运动之美，歌颂了人的伟大力量。

1939年至1941年，徐悲鸿辗转南洋、印度等地举办画展，并将卖画所得款项全部寄回祖国支援抗战。1939年11月，他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在印度期间，徐悲鸿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就包括《愚公移山》。彼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徐悲鸿得知中华儿女夜以继日、用血肉筑成了“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后，深受感动，借愚公移山的故事，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坚韧不拔，打败日寇的决心和信心。

1940年4月，徐悲鸿在致友人信中说：“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可见，创作《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心间盘桓20年之久的愿望。早在欧洲求学期间，徐悲鸿看到那些深沉宏大的西方历史故事油画时，就萌生了为本民族历史故事绘写巨制的宏大理想。

徐悲鸿的大幅中国画《九方皋》取材于春秋战国时期九方皋相马的故事。徐悲鸿笔下的马往往不带缰绳、自由奔放，而在这张作品中，骏马被拴在了缰绳上。对此，徐悲鸿解释说：“马也如人，愿为知己者所用，不愿为昏庸者所制”。画家以马喻人，表明有才之士希望能得到伯乐赏识，找到用武之地，间接反映了徐悲鸿归国后的心境。

此外，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作品也取材于中国传统故事。通过这些主题创作，徐悲鸿将西方历史画叙事传统与中国士人精神传统对接，构建起兼具现代国家意识与传统伦理价值的表达范式。这种艺术表达突破了文人画的传统，在艺术社会功能层面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寄情思于笔下生灵

在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徐悲鸿不仅创作了寓意深远的主题作品，还托物言志，将家国情怀寄于笔下万物生灵，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生动写照。

在这次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狮吼》《奴隶与狮》《狮子》等多幅以狮子为描摹对象的速写。徐悲鸿喜欢画狮子，他曾在一幅雄狮图上题诗：“平生好写狮，爱其性和易。亦曾观憨笑，亦曾亲芳泽。亦曾闻怨啼，亦曾观舞跃……”据说在欧洲留学期间，只要天气晴好，他就会去动物园对着狮子写生。

纵观徐悲鸿艺术生涯，他对狮子的描绘从未停止。随着祖国情势、个人情感的变化，狮子这一艺术形象逐渐由浪漫主义描绘转为现实主义刻画，由个人情感升华成对家国情怀的寄寓。徐悲鸿1922年创作的《狮吼》，用浪漫主义手法表达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1934年的《雄狮图》上题写“新生命活跃起来”，激励民众团结抗战；1938年的《负伤之狮》表达了时代的苦难，也展现出民族的坚韧与不屈；1942年的《会师东京》鼓舞军民抗战信心，表明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画笔下的狮，成为徐悲鸿寄托家国情怀的典型形象之一。

徐悲鸿笔下广为人知的马，也传递了画家的情思。1941年秋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身在马来西亚的徐悲鸿十分关注国内战况，创作画作《奔马》。画面上的骏马由远及近，腾空而起，昂首奋蹄，鬃毛飞扬，意气风发，象征着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勇气。画上右侧有题跋：“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悲鸿时客槟城”，抒发了画家的忧思之情。

赖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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