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于2025年7月1日下午成功举办第31期青年论坛。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高级研究员杨利博士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印长期人力资本积累”（“The Making of China and India in the 21st Century: Long-Ru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1900 to 2020”）为题作专题学术报告。本期论坛由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朝阳研究员主持。金融研究所多位专家学者、在站博士后以及部分所外人员现场出席论坛。本期论坛首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金融系研究生通过线上平台同步参与研讨。

主讲人：杨利

杨利博士与其合作者的最新研究揭示，首先，中印两国在1900-2020年间走上截然不同的教育发展道路。中国采用“自下而上”模式，优先普及基础教育；而印度则遵循“自上而下”路径，专注精英教育。杨利认为，这种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本差异为中印两国的经济分流埋了伏笔。

其次，“质量与数量权衡”影响社会平等。中国选择“先规模后质量”策略，新中国成立以后即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成人小学入学率峰值达1.2亿人；印度则选择同步提升教育规模和质量（更侧重质量），客观上加剧了阶层分化：第一，以基尼系数来衡量，1960年代的出生队列中，印度的教育基尼系数0.61远高于中国的0.20。特别是印度的低种姓群体的受教育情况尤为恶劣。第二，性别平等方面，中国女性文盲率从1920年代的68%降至1960年代的13%，而同期印度仅从89%降至62%。第三，工资差距方面，2018年教育不平等对印度工资基尼系数的贡献率26%，为中国同期水平的2.2倍。

再次，中印两国职业教育和学科建设呈现显著分化。中国教育体系更加多元化，拥有强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学科组合。中国中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中，有25%接受的是职业教育，而印度这一比例仅为2%左右。中国工程、医学和师范教育毕业生的比例更高，而印度社会科学（包括会计）毕业生的比例则更高。杨利指出，二者在职业教育和学科建设上的差异导致中国能够更好地满足工业化的劳动力需求，而且“工程师红利”还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再升级。

最后，杨利总结道：比较中印120年的发展历程，教育结构可能比教育规模本身更加重要。与此同时，教育模式—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经济绩效的理论链路中还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空间，需要更多研究力量的加入。

互动环节中，杨利博士就中印教育数据收集、精英人力资本识别、教育学科设置及其长期影响等问题与金融研究所李广子研究员和林楠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胡思捷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翟润卓博士，以及社科大硕博学生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供稿人：资本市场研究室 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