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以唐朝荔枝转运为背景,讲述了小人物在官场与命运中的挣扎与坚守。从小说到剧集的改编过程中,叙事重点的调整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论:一方面,剧集通过精心的角色塑造和巧妙的情节设计,强化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极大地增强了戏剧冲突,使故事更具观赏性；另一方面,这种改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对大唐官僚体制的深刻批判,将原本宏大的社会叙事转化为更具烟火气的个人奋斗故事。

从长安到岭南

　　□王汝冉

　　由“荔枝煎”变为“荔枝鲜”,一字之差,轻如鸿毛,落在李善德肩膀上却有千斤之重。荔枝在此刻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水果,而是变成“权力的游戏”的象征。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讲述了李善德化身“快递小哥”跨越五千里送娇贵之果的故事,在“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消、三日味陨”的严峻条件下,他与天时竞速,与人心周旋,以保证荔枝以“鲜”活之态进入朱墙。

　　《长安的荔枝》在色彩的运用上大胆而精妙。全剧色调明亮饱满,勾勒出盛唐飘零前最后的辉煌光景。无论是人物身上的华服,窗外的斑驳光影,还是日光下熠熠生辉的长安宫殿,巍然矗立的宫墙,无不在精心调配的色彩中焕发生机,温润着观众的眼眸。更妙的是,色彩在这部剧中远不止于简单的装饰——李善德褪色的衣服诉说着他勤俭的性格,造反失败的何刺史一身红衣,成为黑夜中最扎眼的存在。

　　该剧对色调与光线的驾驭同样令人称道。岭南酷暑的蒸腾热浪,借橙红的暖调得以传递；当李善德的荔枝转运之路峰回路转,取得进展时,温暖的色调也如希望之光般铺展开来。当镜头转向人物,深邃的冷调将人性的温度剥开,众人从利己角度出发彼此算计,互相猜忌。该剧在冷暖交替间,不仅区分了时空,更映照着人心的明暗与世态的炎凉。

　　《长安的荔枝》以其别具一格的拍摄手法脱颖而出。在拍摄云清儿时的回忆时,长镜头的巧妙运用,在将武打戏的惊心动魄、行云流水包裹其中的同时,又使得画面一气呵成,让观众的心绪跟随镜头沉浸在那座光影摇曳的古老客栈里。故事行至双层瓮,导演更是独具匠心,他将观众的视点置于瓮身之上,以独特的视角,引领观众经历它诞生、海运、历经战火抵达长安的漫漫旅程,这种奇妙的代入感,赋予了双层瓮生命般的温度。而剧中那些被网友笑谈为“导演沉醉于自我艺术”的片段,实则奠定着整部剧诙谐的气氛,何刺史斗鸡一场戏,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人物脸上涂抹着艳丽妆容,身着夸张夺目的服饰,动作间尽显滑稽姿态,整个场景被一种强烈的抽象意味贯穿,在色彩与形态激烈碰撞中,营造出怪诞又引人入胜的视觉奇观。

　　如果说斗鸡为该剧奠定了诙谐的底色,那么结局处郑平安打在狗儿脸上的耳光,则击中了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当郑平安化作一缕幽魂,与鲫三公子重逢,导演给出一个布满血迹的刀锋特写之后,狗儿默默立于他的身侧。此刻,主仆的界限已然模糊,一种近乎父子的羁绊在无声流淌。导演摒弃了惯常的哭喊式的悲情表达方式,选择用克制的笔触,反而更精准地穿透了表象,直抵观众灵魂深处,在震撼中为狗儿和郑平安画上了句号。

　　《长安的荔枝》借一桩看似荒诞的荔枝转运差事为引,实则剖开了封建社会的层层积弊。主角李善德正是全篇最牵动人心的一笔。一纸贴黄,他便懵懂地接下了这催命的差事。当他人劝他趁乱敛财,或暗示他弃职潜逃时,唯有他守着那份近乎迂拙的初心。这份对于女儿的爱,对于自己良心的守护,在他绝望的深渊中,撑起一盏微弱却不肯熄灭的灯。

　　剧作给出了一个慰藉人心的结局:李善德遭贬黜,终得归隐田园,得到了最适合他的生活。他给予观众的启示,远不止于“坚守良心”的道德箴言,而是需以真才实学立身,在机遇闪现时,有当仁不让的胆魄,唯有将苦心的“钻研”、应变的“能力”、坚守的“本心”与破局的“勇毅”融为一体,方能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前路,让心中的灯火照亮一方天地。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

叙事重点的偏移

　　□齐瑞嵩

　　杜牧的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让作家马伯庸写出了小说《长安的荔枝》。但改编的剧集《长安的荔枝》并非完全忠实还原原著小说,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增添了一些极具个人魅力的角色,分移了整部剧的叙事重点,在讲述“程序悲剧”的过程之中又加入了“为父报仇”这一条极具戏剧色彩的叙事线索。不可否认,这条线索的加入,使得整个故事的叙事更加适合荧屏,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那段岁月的平仄完整展开,但同时,这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著中对于大唐官僚体制的批判色彩。

　　在原著小说中,李善德接下“荔枝使”这一差事,原本并无波澜,但在剧中,导演为了阐述“转运荔枝”的困难之处,先是让敕令在长安一百零八坊中“转运”,“转运”至李善德所属的上林署时,以李善德太过“能干”为由,其众多同侪一起设计,让李善德遭受坑骗领了敕令。剧中的改编不可谓不巧妙,借助“众多衙门都不敢接”“同侪齐心协力设计”等情节,将“岭南转运荔枝”一事的困难程度凸显出来,极大程度上体现了戏剧冲突的合理性。

　　但也是由此开始,剧版《长安的荔枝》开始向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向滑动。原著的核心在于通过“转运荔枝”这件小事,折射出整个华丽盛唐面具下的危机。剧版《长安的荔枝》在荧屏上获得成功的同时,却忽略了原著的核心,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人际关系的斡旋之中。这种叙事重点的偏移,使得剧集从一开始,就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赋予了李善德,将其放在一个“穷途末路”的牢笼之中,开始渲染李善德这个小人物是如何努力挣扎,逃出一片生天。

　　为了迎合荧屏上的戏剧冲突,剧版《长安的荔枝》还加入了许多新的角色,如郑平安、阿弥塔等角色,这又进一步稀释了“转运荔枝”这一核心冲突的权重,并再度将叙事重点转移。在加入郑平安这角色后,借助郑平安在岭南纵横捭阖,逐步站稳脚跟的过程,强化了剧集的戏剧冲突,却削弱了李善德与地方官僚的“争锋”,并将这部分“争锋”转接到了郑平安的身上,赋予了郑平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这种处理方式在这部剧集中并不少见:认贼作父的阿弥塔、流连斗鸡坊的蓝哥,都是围绕着这样的矛盾冲突去塑造角色,在多个类型的矛盾冲突之种,几个角色共同产生合力,将情节推动下去。

　　这种改编方式增强了剧集的可观赏性,却背离了原著的核心精神,将原著中想要挣脱盛唐中“程序悲剧”的反叛精神替换成了“冤冤相报”的落俗剧情。

　　当然,剧集《长安的荔枝》将现代意识注入古代时空的几点创新,还是让人颇感惊喜。比如剧中对于斗鸡场景采用拟人化的表达,将斗鸡转化成人与人之间的武打场面,极大程度上扩充了视听语言的表达；在腐坏的荔枝送至贵妃生辰宴会时,借助角色之口,给贵妃一个开口辩解的机会,显示出十足的历史温情。除此之外,在剧版《长安的荔枝》中,全片结尾所采用的“破次元壁”式的表达,在影视叙事的探索上也是独辟蹊径。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