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国家民委

跨越千年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仿若深埋于中华文明地层中的甲骨，每条裂痕都体现着先民仰望星空时的顿悟与立足大地时的求索，最终于人类文明的穹顶映照出永恒的东方光辉。纸页里游走的墨印，活字铺排的韵律，指南针旋转的辙迹，火药炸裂时的光芒，四大发明凭借独特的印记，留存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当时光流转，敦煌藏经洞星图跟伽利略的望远镜遥相辉映，当泉州湾沉船上罗盘的纹路与哥伦布航海图的经纬暗暗吻合，我们可以发现，四大发明早就突破了青铜和竹简这些实体的束缚，化为四把宝贵的钥匙，在人类文明的锁孔间转动出夺目的文明亮色。它们不只是中华先民的智慧结晶，更是东方古国以星火燎原之势在人类精神天地中撒下的文明火种。

技术密码：器物革新背后的认知革命

公元105年，东汉蔡伦革新造纸术，以树皮、麻头、破布为原料，并和工匠经过无数次工艺试验与改进后，终于制造出质量较高且成本较低的纸张。当轻巧柔韧的纸张替代厚重简牍，一场静悄悄的知识革新由此展开。被称为“蔡侯纸”的新型纸张的普及，大大促进了民间书写，使得平民大众有条件写契约、抄录佛经、学习经典知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民间《孝经》抄本，恰是书写材料变革对文化普及推动的有力印证。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指出，纸的柔韧性恰似中华文明的特性，既维系了千年不断的文化传承，又兼具海纳百川的吸收力，这种吸收力在唐宋时期释放出惊人的文化能量。纸张普及助推我国科举制度的兴起，寒门学子无需再为购买、搬运简牍支付昂贵费用，轻巧抄本便可承载圣贤智慧。当长安书肆的雕版印刷本在市井流通，敦煌洞窟抄经人日抄经文可达三千字，知识垄断壁垒在树皮和麻缕造就的素笺中土崩瓦解。轻盈的纸张承载着文明的深厚积淀，文化长河在平价柔软载体中流淌千年。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复制主要依靠人工抄写，这种方式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唐朝时期，我国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金刚经》卷轴，以其刚硬刀工与畅顺墨迹，彰显唐代雕版印刷巅峰水平。然而，整版雕刻工艺受制于“一版一用”劣势：刻版耗时良久，存储空间较大，一字讹误便需重刻整版。

北宋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毕昇发明泥活字，以胶泥制成可拆单字模，依韵序存入木格；排版时以铁范承托、松脂蜡固定，实现“活字阴存，版面阳成”的阴阳配合。这一模块化生产模式，比德国古登堡铅活字早了400年，促成东西方文明知识解放的隔空共鸣。

指南针的发明源于古人对磁石特性的观察和利用。先秦司南由天然磁铁石琢成勺形，置于青铜地盘中央自由转动，静止时勺柄则指向南极点，契合“天道执衡，地道承舆”的宇宙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断对司南进行改进和创新，进而制成指示方向的机械——指南针。

指南针的发明不仅是古人对地磁力的驯化，更体现了“以简驭繁”的东方智慧。《吕氏春秋》有“慈石召铁”的描述，赋予磁性“母子相感”的伦理隐喻。北宋水浮磁针技术的突破则催生出精确的航海罗盘，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述“缕悬法”“碗唇旋定法”等四种磁针装置，导航升级为“针盘密布海舶”科学定向。北宋朱彧编撰的《萍洲可谈》亦有记载，商船“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表明指南针是当时航海家们在阴晦天气中确定方向的重要工具。元代的《海道经》《大元海远记》等都有罗盘针指路的记载。明代的《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它充分展示了指南针在航海中的重要作用。该图自起航的南京起绘，一直延伸到东非沿岸，航图上记载了500多个地名，并绘有针路。这反映出在航海历程中，指南针已由简单测向发展到以之标出航线的水平。

火药的诞生，与道教炼丹术密切相关。唐代孙思邈于《丹经内伏硫磺法》中记载了硝石、硫磺、炭化皂角子的伏火配方，最初仅为　“伏炼丹药，躲开猛毒”，却不料意外引发“紫烟穿屋上”的爆燃奇景。这一“以药制爆”的探索历经百年之久。至唐末，《真元妙道要略》警示，硫磺、硝石与蜜混合加热会引发　“烈焰焚屋”。军事家将炼丹家的禁忌转化为战争武器，北宋京都汴京的兵工厂“广备攻城作”，大规模生产火箭、霹雳炮。公元1126年，开封守城军队凭借铁壳“震天雷”击退金兵，爆炸时，声如雷霆，热力覆盖半亩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火药的用途并非仅限于战争领域，还被用于烘托热烈的节日氛围。南宋临安上元节，“火树银花”以硝烟勾勒出夜空的壮美画卷。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言：“中国火器史呈现出双轨制，军事火药与庆典烟火始终相伴并行。”

文明对话：四大发明全球维度的叙事

从知识的广泛普及，到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从航海事业的蓬勃发展，到军事领域的变革，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源泉之一。

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无疑是造纸术西传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节点。唐朝军队在这场战役中失利后，一批精通造纸技艺的工匠俘虏被阿拉伯将领押解至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这些工匠凭借精湛的技艺，以麻纤维为原料，运用成熟的造纸工艺进行生产，使得撒马尔罕迅速崛起为中亚地区的造纸业中心。之后，造纸术沿着地中海北非走廊逐步向西传播：公元900年，埃及开罗建立造纸厂；公元1100年，摩洛哥非斯也建成造纸厂，叙利亚大马士革则成为向欧洲出口纸张的重要枢纽。

欧洲的造纸业起步于当时阿拉伯人掌控下的西班牙。西班牙萨狄伐城依托当地丰富的亚麻资源，建成欧洲第一家造纸厂。之后，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英国、俄国等国家相继建立造纸厂。造纸术与活字印刷的结合，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当佛罗伦萨的学者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取古希腊手稿的纸质复本，当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借助印刷册子在德意志大规模传播，知识终于从修道院的密室走进了市民广场，开启了思想传播与文化繁荣的新篇章。

中国造纸术以其柔韧之体，承载起希腊理性、希伯来信仰以及世俗人文主义的融合，书写下了人类精神文明恢弘而璀璨的篇章，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轨迹，成为人类历史上熠熠生辉的重要里程碑，持续见证着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永恒主题。

自北宋毕昇之后，活字印刷术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中逐渐发展，先后经历了将铁板改为铜板、转轮排字盘、锡制活字、铜活字印刷等阶段。活字印刷术在中原地区得到应用的同时，也广泛传播至周边地区，如西夏、西辽等地。它向东传入日本、朝鲜半岛，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朝鲜半岛，活字印刷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朝鲜金属活字印刷术。

▲上图：胶泥活字非遗传承人汪奎展示覆墨工艺。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下图：古登堡博物馆印刷车间经理克里斯托夫·松德尔展示古登堡印刷术工艺。新华社记者 张帆 摄

活字印刷术通过丝绸之路等贸易途径，向西经波斯、埃及进入欧洲。公元1448年，德国人约翰·古登堡试验成功以拉丁字母为单位的金属活字，不久又创造了印刷机。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术结合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原理和欧洲的机械技术，使得印刷效率大幅提高、成本降低。这一印刷方法很快传入欧洲各国，对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工业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促成了现代印刷技术的诞生和发展。

指南针的传播，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元时期，指南针技术通过丝绸之路及海上贸易航线传至世界各地。12世纪末，欧洲开始有文献记载使用磁针导航，13世纪，这种方法得以普及。指南针的应用，使得欧洲航海家能够更加准确地确定航向，大大提高了航行的安全性和效率。阿拉伯商人在宋代市舶贸易中观察到水罗盘的应用，13世纪阿拉伯文献已有浮针导航装置的记载。

15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指南针在欧洲航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致力于航海事业的发展，他利用指南针等先进航海技术，组织了多次航海探险活动，开辟了从欧洲到非洲西海岸的新航线。随后，迪亚士绕过好望角，达·伽马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这些伟大的航海壮举，都离不开指南针的指引。指南针的应用使得欧洲航海家能够发现新大陆，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促进了欧洲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指南针的发明和传播，不仅改变了世界航海事业的面貌，还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1259年，南宋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守军发明竹制突火枪，其利用火药推动“子窠”瓷弹的设计，宣告管形射击火器的诞生。尽管此原始火器存在竹筒易炸裂、雨天失效等缺陷，却传入阿拉伯世界，演变为金属管身的“马达发”火器，并经丝绸之路在13世纪传入欧洲。火药的传入，对欧洲的军事变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公元1346年英法克雷西战役，英国铁铸火炮首次大规模投入野战，轰鸣声中，法国重甲骑士军团迅速溃败，这标志冷兵器时代的终结。

火药的传入，对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促进了欧洲国家的中央集权和军事现代化。新型火器的使用需要更加集中和规范的组织和指挥，这推动了国家集权和中央政府的形成。为了在战争中获得优势，各国纷纷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火药武器的研发和生产，这加速了军事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火药的应用还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掌握火药武器和军事技术，逐渐崛起并壮大，为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

火药的传入还促进了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科学家开始研究火药的原理和应用，推动了化学、物理等学科的进步。

文化基因：四大发明背后的思维密钥

今天，当我们为纸张的轻便、印刷的高效、指南针的精准、火药的威力而惊叹时，领略的不仅是古代技术的卓越成就，更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思维密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所以历经千年仍深刻影响世界，正是因其承载着中华民族认知世界的独特思维逻辑——万物关联的智慧、知行合一的实践以及器以载道的升华。

首先是万物关联互动的整体思维。四大发明并非孤立的随机突破，而是在发展变迁中拓展出一张与之紧密交织的网络。火药的诞生源于炼丹家对物质转换的探索，其提炼与应用过程推动了古人对化学知识与变化的认知；指南针从司南到罗盘的演进，不仅服务于航海，更深化了人们对地磁现象的理解。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四中记载了磁偏角现象，就是世界最早的磁偏角文字描述。印刷术的大规模普及，尤其是彩色套印需求，带动了油墨配方和颜料工艺的进步，展现出《周易》“生生之谓易”的哲学意蕴，体现了万物的相互关联。这种从整体范畴出发洞察事物关联的认知思维，与欧洲早期炼金术士孤立实验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知行合一的实用理性。宋代理学家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强调探究事物原理以获取真知，并服务于社会。这种思想深刻体现在四大发明的改良与应用中。蔡伦改进造纸术，选用廉价原料，优化流程，使纸张得以大规模生产，突破了书写材料“竹简笨重、缣帛昂贵”的困境；元代王祯在毕昇活字印刷的基础上设计转轮排字架，提高排字效率，是以知识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典范；指南针从司南演进到旱罗盘，其核心价值在于“辨方正位”，至北宋中后期，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革新了导航技术，推动了中国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繁荣；火药从炼丹炉走向战场，衍生出火箭、火铳等，其威力、稳定性和发射技术的持续改进，彰显了实用理性驱动下的创新。古人这种务实精神，旨在实现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满足国计民生需求。

最后是器以载道的精神升华。数千年来，四大发明已超越技术层面，升华为具有深厚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纸张以轻薄柔韧之躯承载厚重思想，体现“文以载道”的理念，成为文明延续的力量源泉；活字可拆解重组，书籍可大量复制，使文化、智慧广泛传播；指南针指引方向，象征着探索秩序的勇气和对“天下大同”理想的追求；火药蕴含“阴阳相激”的变革力量，展现事物内部矛盾运动推动发展的哲思。

四大发明不仅是技术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物质载体。它们见证了古人以关联视角洞察世界、以务实态度解决问题，并将物质创造升华为承载民族精神与价值观念的文化符号，持续为人类文明注入活力。

历经岁月沧桑变迁，四大发明已然汇聚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基因，并时刻启示着我们：不同文明的进步发展，终将在人类精神的广袤原野汇聚成璀璨星河——智慧之风恒久吹拂，将敦煌经卷的悠远墨香、佛罗伦萨的华美诗韵、泉州湾的澎湃涛声、巴黎街垒的硝烟余味融汇成一部囊括全球的壮丽史诗。

（作者单位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本文属中央民族大学道中华研究生课程建设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