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发、保护海洋及海洋资源的历史悠久。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在海洋采捕、海盐经营、远海航行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与海外的交流更加频繁，海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人们在充分利用海洋的同时，也注意对海洋的经略及保护。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汉赋及魏晋南北朝诗歌中有许多篇章是对海洋的歌咏和赞美。

　　1.

　　洪涛奋荡，大浪踽跃。山……鸟则爰居孔鹄，翡翠鹔鹴，缤纷往来，沉浮翱翔。鱼则横尾曲头，方目偃额，大者若丘陵，小者重钧石。……若夫长洲别岛，棋布星峙，高或万寻，近或千里；桂林丛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群犀代角，巨象解齿。黄金碧玉，名不可纪。

　　——王粲《游海赋》

　　王粲的《游海赋》以大海为题材，描绘海中各种神奇的水草、飞鸟、游鱼，珍异的宝珠龟甲，星罗棋布的海岛上满布的香木珊瑚、犀象金玉。从赋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海洋生物有了更多的认识，对海洋鱼类、珍珠珊瑚等的捕获利用更加丰富。

　　汉朝的渔业在海洋经济中发展较快，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齐地……通鱼盐之利”；“楚地……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这说明当时渔业生产区域广泛，人们对海洋鱼类等海产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渔具和捕鱼技术都有了提高。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从这些关于鲸鱼捕获或搁浅的记载中，可以想见当时已能使用大型渔船。

　　汉朝设置水官加强渔业管理并征收渔税。据《续汉书·百官志》记载：“凡郡县……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汉书·食货志》中说，汉武帝时还专项征收海洋渔业税“海租”，“海租，税渔户，即今渔课”。王莽时还规定：“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川泽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即对渔业在内的各种生产活动均按百分之十征收所得税。

　　丰富的海产品不仅为沿海人民提供了食品，也为内地人所喜欢。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通邑大都……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从事“海鱼”生产的人，他们的收入也可以与千户侯相比。据曹植的《求祭先王表》记载：“先王喜鳆，臣前以表，得徐州臧霸上鳆百枚，足自供事。”曹操喜食鲍鱼，并要求以鲍鱼作为贡品。

　　汉朝注重海洋生态保护，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记有“先王之法”，即“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即在水獭还没有开始捕鱼之前，不应该用网具进入水中捕鱼。“鱼不长尺不得取”，即体长不足尺（合今0.231米）的鱼，严禁捕捉。据《淮南子·时则训》记载，“季夏之月”，“乃命渔人，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渔”。强调应按时令捕鱼、蛟、龟、鼋、鼍等，已经注意对渔业资源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但一些有为人士仍注意保护海洋生态。据《宋书·孝武帝本纪》记载，南朝宋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孝武帝下诏：“水陆捕采，各顺时月……其江海田池公家规固者，详所开驰。贵戚竞利，悉皆禁绝。”要求百姓的渔猎樵采都要谨守时禁，特别严禁皇亲贵族为牟取暴利非时渔猎。

　　秦汉时期，我国渔民在南海的渔业活动不局限于采捕食用，采珠业也得到极大发展。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在其地设置了九个郡，其中有合浦郡（今广西北海合浦县），“合浦”本意指江河汇集于海之地。南海合浦地区沿海滩涂底平流缓，自然饵料丰富，水质水温适合珍珠生长繁殖，这里的珍珠被称为“南珠”，是有名的商品和贡品，当地居民以采珠为生。据《后汉书·循吏列传·孟尝传》记载，东汉孟尝任合浦太守时，本来盛产珍珠的合浦竟已无珠可采。孟尝经调查发现，此前几任太守为了获得珍珠，不顾蚌孕规律，威逼哄骗百姓下海无度采集，打破了生态平衡，珠蚌逐渐迁徙到交趾郡界海域，导致以采珠为生的百姓，无法以珠换粮，难以养家糊口。孟尝改革之前的弊端，禁止滥捕乱采，让珠蚌有休养生息的时间。不到一年，合浦的珍珠产量恢复，当地百姓重新开始采珠，商品货物又流通起来。孟尝通过在一定的时期内禁采珍珠，恢复了当地海洋生态环境，使采珠业得到了可持续发展。

　　三国时，据有江东的吴国实行限制百姓私采珍珠的政策，导致当地百姓生活贫困。晋朝初年，据《晋书·陶璜传》记载，在吴国时曾任交州刺史的陶璜认为一味禁采无益，即上表朝廷请求解除官禁允许百姓采珠，“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陶璜奏请得到批准，合浦采珠时间在每年农历三月，这就使当地采珠业得到了发展，又保证了珍珠的生长繁殖。

　　2.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惟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霓，前后骆驿……

　　——枚乘《七发》

　　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七发》中的此段描写观涛所见之景，描写了广陵长江海潮的奇观，历来被称为最精彩的一段辞赋。

　　潮汐是海水周期性涨落的现象，古人对潮汐现象有一个认识过程，逐渐发现其与月亮的关系，并开始利用潮汐开展捕鱼等活动。成书于秦汉年间的《黄帝内经》即指出：“月满则海水西盛。”汉朝对潮汐认识进一步深入，枚乘《七发》赋中提出了潮汐“似神而非”（并不是神话迷信），并用“望”来说明了与月亮的关系。潮汐在入海河流的河口附近往往会出现暴涨，严重危及沿岸人畜、农田安全。南朝宋刘道真《钱塘记》记载了东汉初年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议曹华信，发现江潮从沙洲涌入，危及濒江湖村落、田地，即发动县民修筑防海大塘。海塘建成后，西湖海湾与江海分离，形成了早期的西湖，这是杭州历史上最早的人工海塘建设工程，有利于当地的开发，改善了当地的交通。

　　海啸是海面的异常升高，对沿海地区危害极大，我国记载最早的海啸发生在西汉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据《汉书·天文志》记载，元帝初元元年，“其五月，勃海水大溢”。据《汉书·元帝纪》记载：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这是我国最早的地震海啸的记录。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发生海啸，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汉以后，随着东南沿海的开发，为了抵御海啸、海潮，开始重视海塘建设。据《晋书·虞潭传》记载，虞潭在吴郡（今钱塘江西岸）任职，“是时军荒之后，百姓饥馑，死亡涂地，潭乃表出仓米振救之。又修沪渎垒，以防海沙，百转赖之”。“沪渎垒”即一种土海塘。

　　利用海潮灌溉潮田，是我国古代海水资源利用的一项重要成就，南北朝时期已有陆地潮田的明确记录。据《常昭合志稿·水利志》（常熟地方志）记载：“吾邑于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更名常熟。初未著其所由名，或曰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是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这一段文字不仅说明了利用潮汐灌溉潮田，而且也解释了常熟地名的由来。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曹操（公元155年-220年），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三国曹魏政权的缔造者。《观沧海》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经过碣石山（渤海边的山）时所写。曹操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描写了大海的壮阔景象，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刘邦建汉后，曾在宴席上唱起《大风歌》，抒发他的政治抱负：“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朝对于海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从刘邦诗中可以看出仍注重“海内”或“四海之内”。为实现“四海一统”，汉平帝元始四年，派中郎将平宪等携带大批财物，到西海地区诱使羌族首领献地，羌族首领得了丰厚财物，遂同意让出青海湖一带。王莽当年冬即设立西海郡（今三角城），置太守，下设五县。西海郡虽设立，但却未实现“四海一统”，两年后，王莽摄政元年羌人不满牧地被夺，举兵攻陷西海郡……

　　汉武帝效仿秦始皇东巡，据《史记》《汉书》记载，汉武帝开展海上巡幸有八次之多，主要在登州（今蓬莱）、琅玡（今青岛一带）渤海海域，巡海多为求仙，但也有稳定人心、展示国力以安定各方之意。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同时还“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可见巡海有向外国使节商人展示富强之意，巡海还促进了造船、航海及港口建设。

　　汉朝的造船业已十分发达，汉武帝时所造的“豫章大舡可载千人，舡人起宫室”，而且很早就知道利用风来驱动船航行。《南朝异物志》描述了汉朝帆船已经设计有四个风帆，不直接迎风，而是横向且稍倾斜地面对迎风面，据说可以使船在逆风时仍能前行。人们已经初步掌握了季风的规律，能够利用季风进行远洋航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说明当时中日已通过海上交流。该书还记载了当时通过南海与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附近）、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等远洋交通的情况。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粤之乱后，为加强对海南岛的管辖，设立了儋耳和朱崖两郡，并且经常派汉朝水师到西沙巡视，同时设置徐闻港。徐闻港地处雷州半岛南端，扼守琼州海峡，是当时船舶沿岸航行的必经港，也是开展海外贸易重要的货物中转港和商品集散地。汉朝在徐闻港派驻左右侯官，掌管军政事务和对外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由此出发环北部湾沿岸至东南亚、南亚等地以丝绸为主的远洋贸易航线，可以称为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今越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大秦指罗马帝国东部，其首府位于埃及北部亚历山大城，由此记载可知东汉时期，我国已与地中海沿岸及北非有海上交通联络。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造船与航海业并未停滞，特别是三国时吴国地处东南沿海，十分重视造船和发展海上交通，并与台湾联系，利用海路与曹魏政权相抗衡。孙权在建安（今福建建瓯）建造船厂，设专门船舶的“典船校尉”。据《南史·祖冲之传》记载，祖冲之曾“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据《梁书·诸夷传》记载：“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另据东吴丹徒太守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记载，当时中国船已经航行至加陈国，即今埃塞俄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