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圣在多年的心理咨询实践中发现西方心理学理论在中国存在“水土不服”问题，于是结合中国文化构建了更适合中国社会的心理咨询理论。

时隔28年，杨文圣依然还记得，当初在华师大心理咨询中心实习时遇到的失败。

那时，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读硕士，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理论熟稔于心，也看了那个时代关于咨询理论、自助方法方面的绝大部分译著。但是，当他坐在心理咨询中心那间小小的咨询室里，面对同学的讲述或者痛苦，却不时产生无力感，“知道艾利斯的理性情感行为疗法，知道认知行为疗法，就不知道怎么用”。有一次，一个同学甚至当面说他讲的话没用，“是老外的思维，自己实在不能那么想、那么做”。那一刻杨文圣觉得很沮丧，“咨询失败了”。

在中国，心理学是舶来品。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心理学开始传入中国。晚清推行“新政”之后，心理学的传播更加扩泛，成为师范学堂的一门新课程。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心理学书中，主流的观点都是西方心理学理论。现在国内很多畅销心理学书籍，也是用中国的案例来注解西方的心理学理论，比如很火的“原生家庭”观念，可以追溯到心理咨询行业的奠基人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能不能让心理咨询更贴近中国社会呢？如今已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的杨文圣，多年来一直在交大专职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累计咨询了6000多人次，有丰富的个案实践，一直在构建一套更适合中国文化的心理咨询理论。几年前，他出版专著《两仪心理疗法：心理咨询的中国阐释》，经过多次再版，加印、更名，以及大幅度修订，最后形成《短程心理咨询的方法与艺术：两仪心理疗法的世界》一书。

心理咨询中的“水土不服”

中国心理咨询中的“水土不服”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杰弗里·普林斯也发现了。2017年，他在为杨文圣的《两仪心理疗法》一书写序言时说，中国经历着剧烈、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但是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这些趋势，能帮助心理咨询师提高技能的培训机会不多，“许多中国心理咨询师发现，西方的模式不足以与中国当事人建立有效的咨询关系或治疗关系”。

曾经，年轻的杨文圣也很希望得到专业帮助，却找不到合适的求助对象。硕士毕业后，他到上海交通大学心理中心工作，“那时候的心理学教授，包括知名的教授，做科研与教学多，接触个案少。各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人，精力也主要花在讲课讲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上，对个案的思考很少。这一点与西方心理学家非常不同，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罗杰斯、罗洛·梅都是接触大量个案，基于个案提出他们的理论”。

他只好自己不断总结经验，咨询成功后，复盘用对了什么方法；个案失败，就不断琢磨“死在哪里”。积累多了以后杨文圣发现，当遇到西方心理学理论派不上用场时，自己硬着头皮，根据对人生的理解对学生谈的话，效果还不错。

在某些沟通方式上，杨文圣确实有优势。他在安徽大别山下一个小山村长大，是家里的幼子，从小体弱多病，一家人都去劳动了，就他一人在家。那时家里没书，他经常独自在田间河边到处玩耍，每天最开心的是傍晚时分听广播讲评书，最喜欢《三侠五义》和《隋唐演义》，他向往军师们的锦囊妙计。童年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养成杨文圣外表随和、内心倔强、思维跳跃的个性，“在咨询上，我简单直接，常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喜欢结构化、程式化的会谈”。

和心理咨询同行交流时，杨文圣发现，大家都喜欢说自己来自西方某个心理学流派，意识到他的咨询方法是个例外后，萌生了创建一个理论的想法，“总结出来理论，跟人家讲话也更有底气对吧？不然人家说我说的都是生活经验，没有高度。”他笑着坦率地说起自己的写作初衷。

在杨文圣看来，不同的心理学理论是为解决特定心理问题提供不同视角。“至于我的理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一开始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自己从小到大在中国文化下长大，中国文化影响了我，只是当时还不清楚是怎么影响的。”他大量阅读中国传统典籍，除了儒家传统经典、佛经，甚至还读《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理论著作。

当《易经》进入心理咨询

2012年，杨文圣在苦苦思考理论框架时有了“顿悟”，“我突然想到，我给学生做心理咨询，一定是有帮助他们的角度”。他有六个心理咨询维度，分别为时间、行动、参照、身体、利益和同情。每个维度又分为左右两个方向，具体为时间维度分为过去和将来，行动维度分为认知和行为，参照维度分为基点和目标、身体维度分为安静和运动，同情维度分为自我和他人，利益维度分为舍弃和争取。

例如，一个男生来咨询恋爱苦恼，他喜欢上一个女生，但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女孩，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六维结构里这是利益维度的议题，杨文圣鼓励同学大胆追求所爱。有的同学来咨询和室友相处的问题，觉得室友整天唉声叹气，影响自己的心情，在六维结构里这是同情维度的议题，他和同学一起讨论室友遭遇的求职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煎熬，帮助同学理解同情室友。

六维结构里每个维度两个方向间这些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关系，让他想起《易经》中的阴阳观，以及也是由六根或断或连的线条组成的《易经》六维结构。最后，杨文圣把自己的心理咨询理论命名为两仪心理疗法，“两仪”即阴阳，出自《易经》里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是一种基于《易经》思想构建的心理咨询理论。

不过杨文圣也说，他的理论中除了有东方文化，以及根据研究者个人的咨询经验，提出一些个性化的策略，也受很多西方心理咨询理论的影响，如心理动力学、人本疗法、存在主义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等。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主任李焰评价说：“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众多国际主流心理咨询理论，提出全新的心理咨询框架。”

杨文圣说，其实在《道德经》《庄子》《列子》《晏子春秋》以及《坛经》等中国传统典籍里，都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尤其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在20世纪初，被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翻译成德文后，荣格深受启发，对他的心理学研究也产生影响。结合中国文化看心理问题，可能会更好地帮助中国人解决自己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