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呼林

莲峰河在月光下淌成一条银色的丝带，河对岸的树林沙沙作响，像外婆用扫帚清扫晒谷场的声音，一会儿就把月光扫成了整齐的方块。我总觉得，外婆的日子和月光有着某种隐秘的内在联系，就像灶膛里的柴火与炊烟。月光如同暗燃的火，在生活的百般滋味里持续散发暖融融的光。月光洒在她补丁摞补丁的围裙上，与灶膛里跳跃的火苗一同把影子投到土墙上，仿佛半生故事都藏在夜色中。

与外公相比，外婆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是太深刻，直到外公去世，我才发现外婆好像变了个人。她目不识丁，之前总是闷头在厨房里忙活，说话轻声细语，存在感还不如外公的大嗓门。可自从没了外公撑着，从前那个忙活在厨房里的身影，竟在没有星光的夜里成了照亮小屋的最后一盏灯。逢年过节，我跟着母亲去外婆家，远远地就能望见老屋窗户透出的暖黄灯光，像颗含在月光里的糖。

外公去世后，正屋里的椅子空了，大嗓门消失了，可那间原本过于窄小的房子并没有变得宽敞起来。土炕上的那张八仙桌上依然摆放着两副碗筷，褪色的蓝色桌布被小黑猫跳上跳下搅得皱成一团，“猫儿，找打！”外婆刚举着笤帚从灶台边转过身作势要打，小黑猫就 “喵”的一声立马窜到了墙角。每当月光爬上土炕，外婆的银针总会穿梭在桌布的破洞间，把一个个补丁绣成小小的梅花。此时，外婆已经原谅了小黑猫的调皮，嘴巴里不时哼着走调的曲子，声音轻得像飘在月光里的云。

外婆比较固执，特别是在外公去世后，她的这种性格显得更为突出。虽然堂屋里的那把椅子少了一条腿，已经不能坐人，但她不许任何人挪动，且每日清晨都要用抹布细细擦拭椅面。去年年底我回家了，大舅的孙子除夕当天要跟着他妈妈去他舅舅家过年，愣是被外婆说了半天，“哪有除夕往外跑的”。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可回忆起外婆说的这句话，总感觉她的声音在颤抖。我明白，那些在旁人看来不可理喻的坚持，是外婆心里的一座孤岛，是她余生对抗孤独的坚强堡垒。

那年，我大学毕业后去了趟外婆家，当时距离外公去世已经好几个年头了。空荡荡的风掠过晒得发白的石磙，我站在门外的麦场边上喊了不知多久，才听见一声微弱的“谁啊”，外婆从门缝里探出头。我猛然间感觉那苍老的声音，比记忆里的月光还要凉。从灶台上的腌菜，到村口的柳树，不论提到谁，或者哪件事情，外婆话里话外总绕不开外公。平时和外婆说话要很大声，她才能够听见，可只要一提起外公，她的耳朵忽然就灵了，干涩的眼睛里也有了生气。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外公从未真正离开过那间小屋。

外婆和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关系相处得并不融洽。他的二儿子打我记事起就在阿克苏工作，具体在哪个单位上班，我也不太清楚。二舅是一名退伍军人，我家正堂的柜子桌布下放着一张照片，身着军装的二舅笔挺地立在哨岗上，帽檐压得刚好遮住眉眼，枪管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那张照片不知被我抚摸过多少回，其实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军人，可最终没能实现梦想，如今已近而立之年，难免有些遗憾。

外婆家的煤油灯藏在灶台左侧的墙龛里，黄铜灯身早就磨得发光发亮。每到黄昏，她借着火柴的光拧开灯座，往棉芯上滴两滴胡麻油，然后点燃，火苗一下子就蹿起来了，随即被玻璃罩子收束成温柔的光晕，在墙面上投出晃动的光斑。那是我在老家见到的最后一盏煤油灯。这份独特的记忆，我的后辈们恐怕再也无法触摸。当他们习惯了使用一键即亮的智能灯，便很难再凭借文字去想象外婆家的煤油灯。

村里的老一辈人常说，“拮据是从饥荒年里长出来的生存智慧，是把苦日子酿成甜的本事”。这话用在外婆身上再适合不过了，那年外公去世，她一个人没有了养牛的精力，索性卖掉了牛。据母亲说，卖牛的钱被外婆藏在了某个墙角的暗格里。无论平日里生活怎么拮据，外婆从未动过墙角暗格里的钱。那叠被报纸裹了又裹的钞票，是否早已在煤油灯的光晕里泛着陈旧的黄呢？

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前几年大舅家的生活并不宽裕。那年表哥结婚，外婆没有帮衬一分钱，大舅并不在乎这些。在后来的日子里，大舅买了一辆新三轮车，他去镇上拉砖时偶尔会绕到油坊买一些胡麻油，回家后偷偷放进外婆的灶台柜。其实，我并不觉得外婆的爱过于苛刻，或者完全倾向二舅，反而觉得她对晚辈的关心是扎进土里的温柔。

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渴望外婆能为我做一双布鞋。“等麦收了就做”，她这么说着，手里忙着其他事情。其实不光是我，她的其他六个外孙，可能都听过这句带着麦香的承诺，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实现。我并不会为此而抱怨外婆，即便知道她的针线筐里永远装着比做鞋更小一些的事情，哪怕是给邻居修补磨破的围裙带，给途经的货郎缝补撕裂的褡裢，甚至把捡来的纽扣穿成串。

外婆的月光是乡村的月光、岁月的月光。后来我去了城里，高楼遮住了月光，路灯把夜晚照得发白。每个月圆之夜，我总会想起外婆和她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