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评论员毕舸）

浙江上虞警方近日通报，那个自称收养百名弃婴、救助未婚先孕女性的“高僧”道禄，被带走了。刑拘。

他一手打造的“莲花慈善社”，成了敛财工具；那些被他收养的孩子，成了流量素材；而他本人，也不过是个披着袈裟、挂着佛珠、满嘴慈悲、心里全是铜臭的江湖混子。

这事儿并不新鲜。这些年，打着“爱心”“收养”“慈善”旗号搞诈骗的，道禄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他的故事之所以让人愤怒，是因为他骗得彻底——骗了钱，骗了孩子，骗了信任，骗了整个社会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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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禄是谁？他干了什么？

道禄原名吴兵，江苏南通人，出家前是个外贸商人。2010年剃度后，开始以“救助孕妇、收养弃婴”为名活动。2022年在浙江上虞注册“莲花慈善社”，号称帮助未婚妈妈解决困境。他拍短视频，做直播，粉丝百万，塑造“苦行僧”形象，广受关注。

可随着调查深入，更多爆料浮出水面：所谓“善款”，被用来买豪车、住别墅、包养情人；所谓“收养”，实则非法操作、私德败坏、涉嫌诈骗；所谓“慈悲”，不过是包装出来的谎言。

这不是个案，类似剧本早已反复上演。广西北海韦思思以托管中心为幌子贩卖婴儿，将9名儿童明码标价；北京“天使妈妈”卷入有偿送养风波；甘肃马菊兰借收养之名倒卖弃婴；山东李军更在性侵儿童后将其转卖。

这些“爱心妈妈”“慈悲法师”的共通点，是将弱者苦难转化为生意经，打着“慈善”旗号，吸粉引流，博取同情，制造感动，然后干出人口贩卖的勾当。口号有多高尚，内心就有多龌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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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未婚母亲愿意放弃孩子？并且将孩子的一生托付给道禄？

法律上，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理论上讲，未婚先孕的母亲可以顺利生产、落户、入学，享受社会保障。

但现实远比法律复杂得多。

很多未婚妈妈来自外地，没有本地医保、产检记录、稳定收入，甚至连一个愿意接纳她们的家庭都没有。

更隐秘的障碍在于观念枷锁：户籍簿“非婚生子”的烙印、周围人的异样目光，让未婚妈妈们面对的是家庭压力、舆论歧视、经济困难三重夹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道禄出现了，他承诺不追问身份、不设门槛、提供食宿、帮忙安置孩子。对她们来说，这不是剥削，而是救命稻草。

问题是，制度本应成为那根稻草。可当制度缺席，人们只能靠向骗子求生。

不是未婚妈妈太轻信，而是她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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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被争议和丑闻包裹的道禄，为何能横行多年才被查？

道禄早就有问题，早在2016年就被南通民族宗教局除名，原因就是“非法收养”。他收养女童，违反《收养法》关于年龄差的规定；他登记自己为“父亲”，涉嫌伪造户籍材料；他限制孕妇自由、没收手机、强制产后离开……这些都不是秘密。

但他依然活跃在镜头前，继续拍视频、发直播、拉赞助、搞募捐。没人管，不是没人发现问题，而是没人真正负责。相关的部门不管，网络平台更不管。直到问题爆发成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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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禄的生存逻辑，正是利用监管盲区与公众善心，用违法收养解决弃婴的落户难题，用慈善人设掩盖资金黑洞。

更可悲的是，公众明知其可疑仍慷慨解囊：当正规渠道失效时，人们宁愿相信一个穿僧袍的商人。

“假慈善真骗钱”的道禄们，骗了孩子。把孩子当成工具、筹码、商品。

骗了公众。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制造感动，榨取利益，让本就脆弱的信任雪上加霜，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更难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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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一次次被骗，却总把责任推给“骗子太狡猾”或者“人心太善良”。

仿佛只要大家提高警惕，就能避免悲剧。

可事实是，如果监管制度健全，根本不需要你我“提高警惕”。如果正规的公益慈善渠道畅通，未婚先孕上户渠道通畅，谁会去找“道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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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只盯着道禄一个人的罪恶，而要看到背后那个无人托底的现实世界。

未婚母亲得不到支持，弃婴无法获得合法身份，民间慈善野蛮生长，这些问题不是靠抓几个人就能解决的。需要的是制度性的回应，是全社会对边缘群体命运的正视与担当。

比如，《收养法》《婚姻法》《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等法律，早就明确民间收养准入标准与监管责任，关键是如何做好日常落地？

社会层面上，能否将非婚生子女权益保障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在社区层面建立未婚妈妈帮扶网络？

避免下一个道禄的出现，需要先安顿好一群彷徨的年轻母亲，以及她们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