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或将不再仅仅凭借其体量规模赢得全球关注，也将凭借这些难以复制的稀缺属性，成为全球价值链重塑中的关键支点。

与传统的世界工厂定位不同，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逐渐体现为稀缺属性的提供者。在当前全球产业重构与地缘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这种稀缺属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资源稀缺的不可替代性，尤其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二是具备规模效应、技术融合与配套能力的系统性产能；三是政策稳定性所带来的确定性红利。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或将不再仅仅凭借其体量规模赢得全球关注，也将凭借这些难以复制的稀缺属性，成为全球价值链重塑中的关键支点。物以稀为贵，不仅是市场规律的体现，也将演变为国际资本配置与产业布局的底层逻辑。

关键矿产的资源稀缺性价值

稀土作为典型代表，已成为高端制造的基础性资源要素。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中处于核心地位，不仅拥有全球最多的稀土资源（BP数据显示，中国稀土储量占全球储量的约38%，稀土矿山产量占全球的约68%），更掌握了约85%的全球稀土精炼能力，构成了从上游资源到中下游生产的完整产业闭环，使中国在相关高技术产业链中具备不可替代性。不仅如此，稀土在制造业领域的突出地位也因绿色转型趋势而日益凸显。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等关键领域，稀土功能材料广泛应用于高性能永磁体的制造。全球减碳目标推动的新能源设备装机热潮意味着，稀土需求或将持续增长，而供应端的集中性和不可替代性，也令稀土成为影响全球绿色转型节奏的关键变量。

然而，稀土并非在所有地区均有广泛分布，其开采和冶炼还受到生态环境、技术能力与成本结构的多重制约。以重稀土为例，镝、铽等元素多集中于离子型黏土矿，分布高度集中于中国南方。尽管其他国家也具备一定储量，但提取成本高且在冶炼分离过程中易产生污染、高能耗等问题，导致开采、提炼运营效率低下。因此，即使在资源发现或资本投入层面有所突破，缺乏产业一体化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仍难以形成对中国供应链的实质性挑战。2025年4月，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布对部分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稀土作为非可再生资源，其开采过程对水土环境破坏较大，若长期无序开采将加剧资源枯竭与生态负担。因此，通过管控手段引导资源向高附加值环节集聚，是提升国内产业链韧性、实现资源安全的重要途径。

高端制造的系统性稀缺价值

高端制造的系统稀缺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稀缺，而是指具备大规模制造能力、完整产业链配套、先进技术融合及高效率组织能力的系统性产能正成为全球稀缺资源。随着全球制造业进入复杂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新阶段，能够支撑这一趋势的国家和地区屈指可数。

过去几年，尽管全球产业链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区域化、近岸化的趋势，但在新能源电池、高铁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中国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例如，在动力电池领域，2024年中国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约为七成，且前十电池厂商中有六家来自中国。这种高集中度的产业格局背后，是完善的原材料供应链、高效的产线部署能力以及日益成熟的创新生态。从全球复杂价值链视角来看，中国在2021年制造业及循环产业中同时扮演着关键的供给中心与需求中心的双重角色。供给中心图显示，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中间品输出国之一，广泛向美国、东盟、欧盟等经济体提供复杂的中间投入品，处于全球制造链的核心中段位置。与此同时，在需求中心图中，中国亦是全球重要的价值链重整与再加工地，吸收大量中间品进行再制造或最终整合。这一双向嵌入格局凸显了中国产业链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表明其不仅具备强大的加工能力，更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发挥着枢纽型平台作用。系统性产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效率优势与抗风险能力的同步提升。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经历显著重构，许多国家面临着制造成本上升、物流瓶颈频发等问题。例如，2021年以来，欧美地区PPI同比增速波动一度飙升，然而，中国PPI同比增速虽有波动上行，但整体维持在相对温和的区间，并在2022年后迅速回落。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PPI波动幅度一直低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充分显示出其在生产成本控制与供应弹性方面的优势。这一相对稳定的价格环境不仅有助于保障全球产业链的成本可控性，也提升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吸引力与稳定性。

制度供给的治理稀缺性价值

在当前全球制度失衡、信任赤字加剧、治理碎片化程度加深、地缘摩擦频发的背景下，制度供给能力的稀缺正成为衡量国家长期竞争力的核心变量，而中国正通过构建一套长期可预期、逻辑自洽、效率可验证的政策供给，为全球市场注入稀缺的制度确定性。在全球市场重构、规则博弈不断演进的未来格局中，这种治理稀缺性无疑将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锚点。

在制度创新方面，中国近年来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2025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深化，在商品标准、服务规则、数据流通与要素交易等关键领域加快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为外资企业在华稳定经营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年内，中国再次优化外资准入政策，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将事项数量由2022年的117项压减至106项，持续释放“宽准入”的政策红利。负面清单“非禁即入”的管理模式进一步落地，外资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相关许可要求大幅取消或精简，重点围绕新业态、新技术领域打造更加便利和透明的准入环境，增强了外资投资的信心与预期。

在宏观政策方面，中国政策波动性显著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无论是在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上，还是在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配合上，中国展现出强大的政策一致性与前瞻性，这种稳定性本身已成为一种制度稀缺资源。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走势来看，美国和全球整体的不确定性水平自2020年以来持续维持高位，尤其在疫情初期和俄乌冲突期间显著飙升，而中国的不确定性指数波动较小，整体处于更低区间。这一对比凸显出中国在关键时刻能够快速形成政策合力，减少市场预期扰动，在复杂环境下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发展预期与政策环境。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婕系工银国际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