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藏春：元大都规画》 武廷海 著 商务印书馆

《藏春：元大都规画》讲的是元朝重臣刘秉忠规划元大都的故事，本书围绕元大都规划的相地、城制、营城、街巷、建置、易简六个环节提出了24个“猜想”，而后以“猜想-证明”的方式系统探究元大都规划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环环紧扣，引人入胜。本书旨在以元大都为案例，揭示中国都邑规画（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的规律，在复杂中辨别易简，在城市多样化现象与普遍的规划概念之间建立联系。运用规画方法进行复原可以对规划文献资料进行系统化整理并填补空白，让我们对自己、对人类、对我们生存的大自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刘秉忠“经画指授”

元大都规划工作，如果从1264年算起，距今761年。1264年是中统五年，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二月，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修琼华岛，八月诏改燕京为“中都”（后改为大都），改年号为“至元”。刘秉忠受命负责新都城规划，起自至元元年（1264年）。

至元三年（1266年）是丙寅年，对蒙古族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上一个丙寅年是元太祖元年（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以草原为中心的大蒙古国。为了纪念成吉思汗开国，元世祖特地建了两座“丙寅桥”，这也是新城建设的先声。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新都城正式开工建设，至元二十年（1283年）城内建设基本竣工。这期间，至元八年（1271年）诏建国号“大元”，以草原为中心的大蒙古国转化为海内混一的王朝；至元九年（1272年）诏改中都为“大都”；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去世；至元十六年（1279年）统一南宋。

元大都规划发生在1264年至1266年间，刘秉忠在世时未能看到元大都的建成与南北大一统。刘秉忠是大元王朝的开国功臣和杰出政治家，对立朝与立都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元世祖诏建年号中统、改年号为至元、改燕京为中都、改中都为大都，都是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元世祖是元上都与元大都规划的最高决策者，刘秉忠则是最重要的参谋，负责“经画指授”。

科学研究不足百年

关于元大都城市规划的现代科学研究并不久远，如果从1931年梁思成先生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计，至今还不到100年。

1951年4月，梁先生发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在他心目中，北京是举世无双的“规划遗产”，元大都具有奠基意义。对元大都规划设计系统而科学的研究亦从此展开，赵正之先生提倡在传统“左图右史”基础上进行实地踏查乃至考古实证，绘制出详细的元大都城平面规划复原图；徐苹芳先生领导元大都考古勘查和发掘，实证都城规模、中轴线、街道布局、城市建置；侯仁之先生研究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揭示北京城起源、布局和城址转移的全过程；傅熹年先生运用形数分析法，揭示元大都平面规划与大内宫殿建筑设计的原则、方法、规律；吴良镛先生从古代都城演进与中外都城比较，揭示北京作为古代中国都城发展的最后结晶，代表世界同时期城市建设的最高成就的独特价值，探寻积极保护整体创造之路。

近百年来，梁思成先生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因势利导，砥砺前行，引领一批学者成功探索了“提出问题–调查分析–规划复原”的科学方法，开辟了“价值挖掘–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实践路径，这是《藏春：元大都规画》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第一章“闻道”就此进行了概述。

24个“猜想”洞悉元大都规划

针对元大都规划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2012年11月，我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成立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上，就刘秉忠如何规划元大都提出大胆猜想，并从此开始了十多年的小心求证。

第二章“藏春”，回顾刘秉忠的人生历程，廓清离奇传说，探寻刘秉忠深层的思想世界与文化精神，洞悉元大都规划的信息。

第三章至第八章，共六章24节，是关于元大都规划的24个“猜想”及其“求证”，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刘秉忠的酌古宜今、深谋远虑与统筹兼顾，以及元大都规划从概念到方案再到实施的过程，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元大都规划复杂，规则易简；刘秉忠规划思想丰富，基本精神是藏春；元大都规划是适应复杂环境的结果。以刘秉忠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师在相地营城实践中，直面新挑战，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主观能动性与取法自然的内生动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上，北京作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伟大创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综合体现，堪称中华瑰宝。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武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