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蕊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唱起上小学时跟老师学唱的这首歌曲，94岁的冷启元不禁红了眼眶。老人一字一句，铿锵有力。80多年前，这首《松花江上》陪伴他离开家乡，开启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烽火岁月。

　　1931年，冷启元在四川省遂宁市出生。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冷启元儿时对战争的印象，是平地炸出的一个个深坑——1937年，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重庆就此成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遭受日军长达数年的狂轰滥炸。为保卫重庆，遂宁机场作为中国空军主基地之一被启动，随之成为日军飞机轰炸的目标之一。

　　“日军飞机来了！大家快疏散！”冷启元张开双手，挥舞着双臂，回忆起日本轰炸机在家乡上空横行肆虐的场景。敌机呼啸而来，炸弹、燃烧弹一串串倾泻而下，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后来家里住不了人了，我们就直接躲到山沟沟里去。”据档案记载，仅1939年至1940年两年间，日军就曾多次对遂宁城区和机场进行轰炸。

　　冷启元的父亲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革命队伍，1943年跟随共产党离开了家乡。“家里就剩下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妹妹，生活很拮据，又要躲避敌人的战火，东躲西藏，我已经很久没有上学了。”冷启元话锋一转，“于是，我和母亲商量，决定去投奔父亲。”

　　1945年2月，14岁的冷启元离开家乡，辗转找到父亲。起初，他被带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招待所住下，后又被安排在办事处勤务班帮忙，干一些扫地、打水的工作。“队伍里我年纪最小，大家都喊我小冷。”回忆起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冷启元眼中闪着光。虽然年纪小，但他懂事而且机灵，经常主动到各屋帮忙打扫卫生。

　　当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收集、转运军需物资等工作。冷启元因为年龄小，被安排去后山梁送信、放游动哨。尽管已经到了抗战后期，但依旧危险重重。“前几次送箱子、送信的过程很顺利，没有问题。后来，有一次送信巡逻的时候，我看见马路边的石板路上画了一支手枪，相当逼真，这引起了我的警觉，决定还是先回去汇报。”冷启元回忆，观察到周围没人，他赶紧跑回去，“自此，组织就不让我出去巡逻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树林里经常能听到机枪扫射的声音。”

　　“后来有人问我，送的信里写了些什么、转交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叫我送信、送箱子，我保证了它们安全送达，这就是我的工作。”说起80年前的工作，冷启元哈哈一笑，胸前的两枚纪念章轻轻发出叮当声——一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另一枚是“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老人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听党话、跟党走。”

　　抗日战争胜利后，冷启元随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在《新华日报》营业部做电报明码翻译工作，后担任董必武的勤务员，于1947年3月抵达延安。1949年3月，他又随组织进京，同年8月来到北师大附中二部继续学习文化课。后来，他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91年离休。

　　如今，那首儿时最熟悉的《松花江上》仍时常回荡在老人耳边，眼前，是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回望过去80余年，冷启元满怀感恩：“我很幸运能走到革命队伍里，受到党的培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