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改革报

□ 李 迪 应雨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在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环太湖地区“两省五市”以共建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抓手，探索开创具有区域特色的社会治理工作新局面，在深入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中走在前、作示范。

建设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需求

环太湖地区“两省五市”的自然地域特性和行政区划现状，在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上遭遇在地治理与扩展治理间的政策制度差异、资源禀赋匹配、利益冲突等瓶颈与障碍。对照长三角一体化的总体要求，依据京津冀、粤港澳等区域的社会治理经验，促成跨区域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区域内多个主体协同发力，促成治理资源与要素的合理配置，建议从跨区域社会治理的资源匹配、数据要素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等多方面持续推进。

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合作效能。目前，环太湖五市对各自市域范围内县、乡、村社会治理阵地的初步整合，已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但不同市域间主要沿袭属地管理原则，治理力量与资源倾向于本土化配置与调配，缺乏协同参与的治理平台，易形成避责自保应对思维，亟需打破地域性限制，持续构建开放、协同的网络化治理体系，提升环太湖社会治理效能。

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的数据要素整合。随着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日益深入，环太湖五市持续加大对社会治理的资金投入，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技术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但不同城市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资源、企业创新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数字技术难以融入社会治理实践，形成区域层面的“数字鸿沟”现象。统筹好、调配好、配置好面向基层社会的治理数据要素与数据资源是建设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亟待破解的重要问题，也是推进长三角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关键抓手，关系着环太湖跨区域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

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环太湖治理存在治理主体错位、缺位，部分基层职能部门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以行政命令等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包揽一切社会事务，认为居民、社会组织、乡贤、业主等多元主体是被管理对象，而不是平等参与治理的生力军，导致相关诉求被边缘化、虚化，未能充分发挥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两股力量。缺乏切实有效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机制，使得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强，存在“干部干、群众看”现象。

建设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推进路径

坚持党建引领，增强统领能力。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环太湖社会治理的协调机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各领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创新与发展区域党建、毗邻党建为抓手，充分发挥党建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价值引领功能，紧密联动环太湖五市社会治理行动，统筹协调、有序组织区域各项治理要素与资源，形成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的“施工表”，强化主体责任落实。将权力置于法治的框架内，构建开放、透明、协同的现代治理体系，通过程序正义解决利益冲突，避免权力任性。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等容错机制，为基层干部提供合法免责路径，减少避责行为。

强化技术赋能，夯实数据要素基础。数字技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为破解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数字鸿沟”，需要依托环太湖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的新优势，围绕基层公共服务、平安创建、民主协商、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治理内容，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耦合，发挥数字技术在功能集合、资源整合、力量聚合、治理综合中的积极作用，着力构建环太湖大数据赋能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数字化、智能化与精细化，在大数据赋能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促进共建共享，夯实社会基础。治理社会化是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共建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既要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作用，又要关注多元社会力量的有机参与，确保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持续凝聚多元社会治理力量，支持各类专业化、社会化治理主体发展，畅通多元治理力量参与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行进通道。有序推动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的有机联动，鼓励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加入社会治理环节，充实社会治理主体力量，提升社会治理专业优势。探索实施公益创投、项目承包的社会治理合作模式，柔性培育各型各类治理力量，为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创新构建环太湖社会治理新格局，优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治理主体的协同方式与内容，建立健全协商议事、民主决策、监督评价、集体行动等的流程机制。扩宽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区与村居、城市与乡村的建设路径，深化党建引领、数字赋能、三治融合创新实践，不断推进治理共同体融入养老托育、社会救助、公益服务等新兴生活场景，让群众可感可及，增强环太湖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

（李迪系中共平湖市委党校副教授；应雨亮系中共平湖市委党校助理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