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钱国宏

　　在中国近代思想激荡的岁月里，蔡元培与章太炎这两位文化巨人时而并肩同行，时而分道扬镳，却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深刻共鸣。

　　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1898年，30岁的蔡元培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对清廷彻底失望，毅然南下返沪，投身教育救国事业。此时的章太炎已是名震东南的经学大家，因参与维新运动而遭通缉，正避居上海租界。两人在爱国学社的活动中初次相遇，一位是温文尔雅的翰林学士，一位是锋芒毕露的国学大师，性格迥异却因共同的改革理想而惺惺相惜。

　　1901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警钟日报》，章太炎成为重要撰稿人。报馆位于公共租界的四马路，是一栋二层小楼，楼下印刷机日夜轰鸣，楼上编辑室烟雾缭绕。章太炎常常一袭灰布长衫，手持烟斗，在编辑室里高谈阔论，而蔡元培则安静地坐在一旁，时而点头，时而记录。每当章太炎激动时，他那浓重的浙江余杭口音便更加急促，蔡元培则用他温和的绍兴官话从中调和。

　　1902年，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他没有按传统悬挂三星画轴，而是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并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章太炎作为宾客之一，对这场中西合璧的婚礼颇为赞赏。

　　1903年，一场文字狱将两人的友谊推向生死考验。《苏报》因刊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革命军》所作序言，触怒清廷。租界当局在清廷压力下决定查封报馆，逮捕相关人员。消息传出，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纷纷避走他乡，唯有章太炎镇定自若。当警探冲进报社时，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其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章太炎与邹容被判监禁后，关押在提篮桥租界监狱。狱中生活极为艰苦，两人被指令从事敲碎石子的苦役，还常遭狱卒凌辱。章太炎一度绝食抗议，写下三首绝命词。消息传出，蔡元培忧心如焚，他“恒每月入狱存问章、邹二人”，成为连接狱内外的重要纽带。

　　1904年6月19日，中国教育会举行纪念会后，蔡元培等人前往探监。隔着铁栅栏，章太炎以隐语方式向同志们传达革命信念。他引用《左传》中的“九言书”典故，强调荡涤旧思想、接受新思想的必要性。蔡元培将这次谈话内容整理成诗，发表在《警钟日报》上，成为鼓舞革命士气的重要文献。

　　正是在狱中通信往来中，章太炎推动了光复会的成立。他“致书元培等策动之”，建议将争存会、暗杀团和浙学会成员联合起来。1904年冬，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被推为会长，而章太炎虽身陷囹圄，却成为实际上的思想指导者。正如章太炎后来回忆：“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陶成章、李燮和继之。”光复会的成立，标志着江浙地区革命力量的集结，工作重点也从宣传转向实际组织。

　　狱中的章太炎并未停止学术思考。他与邹容在劳作之余研读《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佛学经典，试图将唯识学与社会学相贯通。蔡元培每次探监，都会带来外界新出版的书籍和学术动态。这段狱中经历，使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也为后来他与蔡元培在学术上的深入交流奠定了基础。

　　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当晚即由孙中山安排东渡日本。蔡元培亲往送行，两人在码头依依话别。谁曾想，这一别就是5年。在日本期间，章太炎主持《民报》，与改良派展开激烈论战；蔡元培则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潜心研习哲学、美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与章太炎先后回国。上海光复后，章太炎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蔡元培则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令人意外的是，章太炎在报纸上发表宣言称：“蔡元培学问功业党内无两，应当给予重任，才能孚其人望。”这番公开力挺，与他在私下对蔡元培学术能力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章太炎深知治国需要蔡元培这样兼容并包的人才。他在推荐宣言中展现了政治家的胸怀，将个人学术评价与政治识见分开。而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后，果然不负众望，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础。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两人的政治立场也逐渐分化。章太炎参加张謇的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蔡元培则坚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在政治漩涡中保持相对超然。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章太炎参加讨袁运动，结果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龙泉寺；蔡元培则再次赴欧考察教育，避开了国内的政治风暴。

　　20世纪20年代后，两人的生活轨迹越发不同。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章太炎则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对白话文运动持保留态度。表面看来，一位趋新，一位守旧，然而，在民族大义面前，两人总能找到共同语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年过六旬的章太炎不顾老迈之躯，冒着炮火北上呼吁抗日。当章太炎来到北大演讲时，蔡元培安排蒋梦麟、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十几位弟子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因章太炎口音浓重，钱玄同担任翻译，刘半农负责板书，场面庄重而温馨。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病逝。临终前，他留下遗言：“朴学从此中绝矣！”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深切忧虑。当时蔡元培正在上海，闻讯后立即赶赴苏州吊唁。7个月后，蔡元培也在香港逝世。